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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在一九○八年發表的長篇小說「三四郎」裡頭，有段描述主人翁三四郎，乘坐名古屋開往東京新橋的東海道線三等車廂內，百般無聊，本來打算
捧讀培根論文集，但腦海老是浮現那名昨夜同處名古屋旅館一室，又相安無事的皮膚黝黑的女子，今晨車站各分東西時竟對他說：「你真是個沒膽識的傢伙。」三四
郎隨意打開培根論文集第二十三頁，儘管目光來回逡巡字裡行間，卻怎麼也看不下去，腦袋瓜空轉著昨夜女子挑逗他的畫面。懊惱一陣，索性丟下了培根，改跟對面
的鬍鬚男乘客借來報紙，胡亂瀏覽一通。
夏目漱石不經意寫下的火車車廂內，類似三四郎那樣的讀書場景，今日雖屬司空見慣，但值得矚目的是，透過三四郎做為一個「車中讀者」的徵象，清楚標誌了近代誕生的鐵道，與讀書行為的密切關聯性。
明治維新之後，交通工具的急速變革，連帶使得日本的出版流通和民眾讀書生活，產生急遽的變化。尤其延伸至國土全境的鐵道網絡，一方面形成印刷媒體的
全國性流通動脈；另一方面，搭載鐵道網絡的順風車，創造出全國規模、嶄新的所謂「車中閱讀」的讀書文化。換句話說，鐵道不僅作為承載印刷媒體的運輸工具，
本身同時作為一個閱讀場域──也就是一個移動的媒體。
旅居紐約的德國文史學者兼作家希維爾布奇(Wolfgang Schivelbusch
)指出，歐洲「車中閱讀」的產生，關鍵時點即在於馬車旅行轉變至火車旅行。曠日費時的馬車旅行，顛簸的路途特別適宜旅客談話聊天。但火車旅行的過程，車站
與車站間的乘客更迭頻繁，比馬車更快的速度又隔絕了窗外風景，乘客彼此之間的談笑風生消失，排遣無聊時間的手段，於是被閱讀行為取而代之。「鐵路此一新型
的運輸方式，深刻改變旅客間的相互關係之後，閱讀，遂成為最自然而然的產物了。」
必須留意的是，日本跟歐洲不同，並沒有先後順序顯著的「馬車文明」、「火車文明」的區隔，而是人力車、馬車、汽船、火車同時並駕引進，但論起對於讀書文化的影響力，前三者不過是零星、線段似的而已，絕無法跟全國性的鐵道網絡相比擬。
明治維新(1967～)僅只歷經第五年，一八七二年十月，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譽為人類歷史上的奇蹟──東京新橋、橫濱之間鐵道正式營運。再兩年一八七四年，大阪、神戶鐵道開通；一八七七年大阪、京都鐵道加入行列。
儘管票價昂貴(試舉新橋橫濱鐵道為例，上等車廂一圓一二錢五厘、中等七五錢、下等三七錢五厘，而下等車資足足可以購買當年十公斤白米)，運輸績效蒸
蒸日上。一八七三年一月到十二月間，新橋橫濱鐵道載客數一四三萬人次。殆及一八八七年至九七年間，鐵道網絡飛躍發展，八七年全國載客數八四八萬人次，九七
年擴增十倍至八五○○萬人次，再經十年一九○七年(約莫夏目漱石筆下的三四郎時代了)，竟衝破一億，高達一億四三○○萬人次。除了旅遊觀光產業的蓬勃效
應，也帶動了「車中讀書人口」的激烈成長。
車中讀書的對象──車中讀物，最為普遍的要算是報紙了。三四郎放棄了知性的培根論文集，改而向鄰座乘客借讀報紙，即屬顯例。為甚麼報紙會成為車中讀物的首選，這種現象跟報紙的特性有關。
報紙與旅行，在個人的體驗上，存有相似的結構。報紙集束一(昨)日之間發生的新聞，讓讀者產生優遊一日時空的親歷感覺，相當契合旅行者以日計程的實
際狀況和身心氛圍。火車，不僅能將中央都市報紙運送地方鄉鎮，作為一種移動的空間兼行動的載(媒)體，天生就適宜旅行者在乘坐行進間選擇報紙當成車中讀
物。
明治初期，新聞紙種類百花齊放、百舌爭鳴，但一般分為重視政經文化的大報，以及強調八卦娛樂的小報，乘客依循自身的教育水準與職業階層，選讀適合脾
性的報紙。不過從明治二○年代(1887～1896)開始，大報、小報彼此吸收長處，互相競合，逐漸朝向中間靠攏，遂有所謂「中間新聞」的普遍化。自此無
論一等車廂、二等車廂、三等車廂(上中下等車廂改稱)的乘客，透過鐵道運行的時空，接受均質化現實報導新聞讀物的洗禮。
東京新橋、橫濱鐵道開通之初，明治政府立即准許旅日英國報人John Reddie
Black(1827～1880，日本名貌剌屈，一八七六年十月前往上海發展，以中國題材攝影著稱)和赤井家族，在車站內(非月台)販售報紙，兼賣時刻表
及旅行導覽手冊。至於在月台沿著靠站列車車窗叫賣報紙，究竟起於何時已不可考，但據一九○二年出版的「鐵道時報」，刊出採集自各車站月台的販夫叫賣聲音，
簡列如下：
御殿場(靜岡縣內)—要不要報紙、熟蛋啊。
沼津(靜岡縣內)—要不要報紙啊。
濱松(靜岡縣內)—有東京大阪的報紙喔。
明石(兵庫縣內)—有需要報紙、香菸嗎。
博多(福岡縣內)—有需要報紙、雜誌嗎。
津(三重縣內)—要不要報紙、時刻表啊。
郡山(福島縣內)—要不要今天的東京報紙啊。
一之關(岩手縣內)—有需要報紙嗎。
野邊地(青森縣內)—要不要報紙啊。
可見隨著鐵道運輸的突飛猛進，中央都會報紙的勢力源源不斷深入日本全國各縣市地區，甚至穩穩佔據火車車廂此一近代首見的讀書空間。
鐵道網絡展延，長途旅行的機會增加，報紙當然已經不能夠滿足車中讀書的需求，雜誌於是躍居僅次於報紙的第二大量車中讀物。標新立異、各出奇招的眾多
明治時代雜誌裡頭，一九○一年創刊的時事漫畫諷刺雜誌「滑稽新聞」(先發行月刊，後改半月刊)，販售手法突出。該刊設定火車乘客為主要的讀者層，開創雜誌
同業的風氣，委託月台販夫，沿著靠站列車車窗叫賣，喊出自己的雜誌名號：「便當、牛乳、滑稽新聞」，銷售效果奇佳，同樣的手法擴展至全國各大車站炮製，刺
激發行數量高達每月八萬份。
今天日本的觀光資訊非常發達，可以在每縣市車站輕易取得當地的旅遊導覽。其實遠在明治時代，刊載紀行文和旅行資訊(含景點介紹、交通時刻表、地圖)的導覽手冊，便已成為鐵道車中讀物的第三大類。
一九○七年出版的「旅行者寶鑑」，諄諄提醒旅客務必要在行李箱內收攏八項必備物件，其中就包括導覽手冊：1.替換外服2.內衣褲、手帕之類3.內服
外用藥劑4.盥洗用品、梳子、香水等5.筆記本、信紙、鉛筆、小刀6.郵票、便條7.旅行導覽、名勝導覽等手冊8.愛讀書籍、紀行文集。
火車旅行帶動導覽手冊興盛流行，舉例來說，一八九四年問世的「汽車(火車)汽船旅行案內」月刊誌，兩年後全年發行份數多達一八萬，一八九九年更衝高至二十萬份。其中百分之二十集中於東京，另外百分之八十銷往其他縣市。
明治時代誕生的新型讀書文化「車中讀書」，在讀書史進程具有獨特的性格和意義。車中讀書基本上屬於個人的私密行為，但這種私密行為又與書房內的個人
讀書活動顯著區別。車中讀書，這種在眾人睽睽環視下的公共空間內進行私密的個人閱讀，透過整個明治三○年代(1897～1906)的鐵道網絡擴張，蔓延至
日本全國各地。一九○七年間(明治四○年)，日本鐵道載客量膨脹至一億四三○○萬人次，究竟有多少乘客進行「車中讀書」？無法確切度量。但同年日本全國圖
書館總利用人數僅一○○萬名，兩相比較，「車中讀者」肯定遠遠超出「圖書館讀者」，書籍、媒體相關業者，當然會注意重視「車中讀書」隱含的出版產業走向。
首先，越來越擴大的車中讀者層，接受同質性越來越高的新聞、雜誌、旅行導覽的潛移默化，打破了幕府時期的封建讀書階級身分分布，改造、產生了大量厚實的均質化讀者階層，甚至是國民讀者階層。
進一步，車中讀書的發達，促使「車中讀者」的印象，翻轉再生產成為全國性的讀者形象，得以目擊、目測，提供了國民讀書性向的重要指標。
繼之，日本出版界雨後春筍般冒現的口袋型文庫版、攜帶型新書版，誰說「車中讀書」不是它們的企劃源頭？旅行移動中的「車中讀者」正是它們的訴求對象！
旅行與出版，誰曉得乍看起來不相干的兩者，竟有個美麗的共業：讀書。
火車快飛，讀書快樂。說是一組天造地設的合體，誰曰不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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