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早期浙江留日學生之研究(呂順長)

清末早期浙江留日學生之研究
呂順長

http://www.ch.zju.edu.cn/rwxy/rbs/shuoshilunwenLVSHUNCH.htm

在17—19世紀，日本幕府和中國的清朝政府不謀而合地實行“鎖國”和“閉關”政策，其結果是閉目塞聽，對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國家不斷走向衰退。然而，進入19世紀以來，隨著西方勢力的東漸，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迫使兩國不得不進行歷史性的選擇。

1854年3月，日本與美國遣日特派使節培裡在神奈川簽訂了“日美和親條約”，宣告鎖國時代的結束；1868年，事實上統治日本長達260餘年的德川幕府被迫退出歷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明治新政府，日本歷史自此從近世邁向近代。而在明治時代的日本，“一切效仿歐美各國現行製度”成了政府推行改革的基本方針。在此背景下，日本通過不遺餘力地汲取西方近代文明而開始大步邁向世界。

清朝政府素以“天朝上國”自居，視四鄰諸邦為“蠻夷戒狄”。然而，自鴉片戰爭的砲火轟開我國門後，部分國人才漸感“外夷”乃非我邦所輕易能敵。誠如李鴻章所言：“其大砲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 [1]為求存圖強，除通過培養近代化人才，致力於汲取西方近代文明，以推進中國近代化之外，別無更佳捷徑。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一些清朝官吏提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口號，主張學習西方新式船炮，抵禦外敵的侵略；洋務官僚們也主張在“中體西用”的原則下，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和應用技術。然而事與願違，甲午一役，中國竟慘敗給“蕞爾小國”日本，人們方知幾十年的洋務新政不僅不足以敵歐美，就連與維新不久的日本都難以抗衡。 “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 [2]張之洞此言道出了日本迅速強盛之原因所在。

痛定思痛，朝野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以日本為媒介攝取西方近代文明是中國求存圖強的最佳捷徑。這是因為日本和中國相比，在政治體制、思想意識、歷史文化、地理環境、風俗習慣等各方面均有許多共同和相近之處，而且日本明治維新後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可為中國提供許多直接可以藉鑑的經驗。
清末中國“以日為師”，大致可歸納為派遣學生留日、赴日參觀考察、招聘日本教習、翻譯日本書藉等四個主要途徑。它們各有特點，互為補充，共間構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為壯觀的場面。
上述四種途徑中，留日學生的派遣規模最大，影響也最為深遠。

留日風氣的形成，除受上述時代背景直接影響外，有識者的倡導，與歐美相比日本所具有的路近費省等優點，日本當局的勸誘等，也是重要因素。當時，在主張派生留學日本的人物中，湖廣總督張之洞被認為是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他在1898年所著的《勸學篇》中提出了一系列推進教育近代化的具體措施，其中對提倡留學日本的論述尤為精闢。 “至於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路近省費可多遣；去華近，易考察；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 [3]此外，日本於甲午戰爭後在接受中國留學生問題上也表現出了難得的熱情與“高姿態”。 1898冬，日本駐華使臣矢野文雄以日本國之名義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稱該國政府願接受中國留學生並支付經費。然而從許多史料中我們可以察知，日本此舉乃是以“倍敦友誼”之名行培養親日人士之實。 [4]而中國則正希望通過師日之長以自強，雙方各具目的。清末留日運動在此背景下展開，並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事。

對這一歷史事件的緣起、演變過程、留日學生的學習生活情況、文化活動、政治活動，以及對中國近代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語言文學、翻譯出版等各方而的影​​響和貢獻，學界所作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目前筆者所見的專書及專章論及的著作，主要者就有：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上海，1928）、松本龜次郎《中華留學生教育小史》（東京，1931）、石錦《中國現代化運動與清末留日學生》（台北，1967）、實藤惠秀《增補·中國人日本留學史》（東京，1970）、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台北，1975）、林子勳《中國留學教育史》（台北，1976）、上垣外憲一《日本留學與革命運動》（東京，1982）、阿部洋《日中教育文化的交流與摩擦》（東京，1983）、小島淑男《留日學生與辛亥革命》（東京，1989）、阿部洋《中國近代教育與明治維新》（東京，1990）、嚴安生《日本留學精神史》（東京，1991 ）、王曉秋《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北京，1992）、王奇生《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湖北，1992）、李喜所《近代留學生與中外文化》（天津，1992）、孫石月《中國近代女子留學史》（北京，1995）、王奇生《留學與教育》（廣西，1995）、田正平《留學生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廣東，1996）、沈殿成《中國人留學日本百年史》（遼寧，1997）、斯明全《功玉論—— 關於20世紀初期中國政界留日生的研究》（重慶，1999）、丁曉禾《中國百年留學全記錄》（珠海，1998）等。國內外所發表的研究論文更是不勝枚舉。
清末留日學生運動的發展在全國各省之間極不平衡。以清國留學生會館於1903年所作的調查為例，當時的留日學生共來自19個省，其中居前列者為江蘇（175人）、浙江（​​154人）、湖南（130人）、湖北（126人）、廣東（108人）、直隸（77人）等省。奉天、山西、陝西、河南、廣西、貴州、雲南等的留日學生均寥寥無幾。 [5]造成這一發展不平衡的原因，除各省間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之外，尚有地理和人為等方面的因素。
然而，從上列有關留日運動的專書也可看出，目前對留日學生的研究大多尚局限於整體和宏觀階段，對某一區域或某一時期所作的局部和微觀研究尚有待進一步深入。從這一角度看，對留日學生的研究尚有許多待做的課題。本書上篇將留日學生的研究範圍局限於浙江也正是基於這一出發點。
縱觀清末浙江留日運動的發展，若根據政府派遣情況和留日學生的數量加以分析，筆者認為可分成四個時期。第一時期：自1897年至1898年，浙江省在這一時期的官費派生留日工作為各省首倡，故亦可稱“首倡期”；第二時期：1899—1900年，在這一時期，浙江省的官費生派遣出現停滯，赴日者僅為少數幾名自費生和北洋、使館官費生，故可稱“停滯期”；第三時期：1901—1905年，1901年浙江省重新開始派遣官費生，此後，赴日的官費生和自費生均逐年遞增，至1905年達頂峰，故可稱“遞增期”；第四時期：1906—1911年，這一時期，無論是官費生還是自費生，在總人數上呈逐年減少趨勢，故可稱“遞減期”。
本章著重就上述第一時期即1897—1898年浙江省派生留日情況，和非浙江省派遣的浙江留日學生情況，結合中日兩方面的史料，主要通過考證的方式加以梳理，以澄清學界對這一時期浙江留日學生的諸多不一說法，同時對這一時期浙江留日學生活動中最為突出的譯書活動進行考察。

第一節近代中國最早的地方官費留日學生

一、13名使館學生的赴日
中國最早選派留日學生始於何年？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須回顧一下創始於1882年的中國駐日使館內的東文學堂。 1877年，以何如璋為首任駐日公使，張斯桂為副使，黃遵憲為參讚的清國駐日使館在東京設立。赴日當初，由於以為中國與日本文字相近，加之當時國內一時也無合適人選等種種原因，而沒有從國內帶去專門的翻譯。可是在一年後，何如璋便向總理衙門稱：“東文翻譯最難其選，因日本文字顛倒，意義乖舛，即求精熟其語言者亦自無多，臣等只得暫覓通事二名”。 [6]有鑑於此，何汝璋立即奏請招募華童赴駐日使館學習日本語言文字，以備將來之選。遺憾的是在他的任期內未能付諸實施。 [7]1881年，清政府任命黎庶昌為第二任駐日公使，黎同樣以使署理署需用東文翻譯為由，再次奏請招致學生設館肄業，以三年為期，不久獲准在使館內設東文學堂，於1882年開館。 [8]自此，使館陸續從國內選拔學生赴日，由使館延聘日人為東文教習來館授課，以培養翻譯人才。甲午戰爭前後，學堂一度中止。
光緒二十一年（1895）七月，裕庚任駐日公使。遵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旨意，裕庚在上任後不久即著手在使館內恢復設立東文學堂，併計劃就地延請東文教習，認真訓課以期有成。但是，後來在與日本文部大臣西園寺公望協商時，對方建議在使館內閉門授課，不如將學生送至日本學校學習。西園寺氏認為，在館內學習，每日不過數小時，其餘仍說華語，難以有成，以前館內所招至的學生成才甚少，原因也在於此。裕庚採納了西園寺公望的建議，並打算今後對招來日本的學生嚴加管理，如發現有不求上進、不堪造就者，隨時遣回，決不遷就。裕庚將此計劃匯報給總理衙門，總暑隨即函復裕庚，認為所擬計劃切實可行。此後，裕庚遂派駐橫濱領事呂賢笙赴“上海蘇州一帶”招募唐寶鍔、戢翼翬、朱光忠、胡宗瀛、呂烈輝等13名學生，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五月初五日抵達日本東京使署。但是，這13名學生並非均來自上海、蘇州一帶，如唐寶鍔為廣東籍，戢翼翬為湖北籍，呂烈煌為安徽籍，系呂賢笙之族親。 [9]
關於這13名留學生的姓名，實藤惠秀氏在其《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的開頭就提到：“1896年舊曆3月底，清朝首次遣派學生十三人抵達日本，他們是：唐寶鍔、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翬、呂烈輝、呂烈煌、馮訚謨、金維新、劉麟、韓籌南、李清澄、王某、趙某。”以後這一說法幾成定論並一直為學界所沿用。但據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在本邦清國留學生關係雜纂》中收錄的駐日公使裕庚五月初八日致西園寺公望的書信中所附的名單可以得知，這十三人分別是：韓壽南（23歲）、朱光忠（22歲）、馮訚模（20歲）、胡宗瀛（20歲）、王作哲（19歲）、唐寶鍔（19歲）、戢翼翬（19歲）、趙同頡（19歲）、李宗澄（18歲）、瞿世瑛（18歲）、金維新（18歲）、劉麟（18歲）、呂烈煇（18歲）。二者之間朱忠光（朱光忠）、馮訚謨（馮訚模）、韓籌南（韓壽南）、李清澄（李宗澄）、呂烈輝（呂烈煇）各相差一字，另外王某和趙某各是王作哲和趙同頡。此外，兩者雖都是13人，但其中1人（各為呂烈煌與瞿世瑛）全然不同。筆者再次查閱了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的裕庚（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致日本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書簡，發現當時李宗澄、韓壽南、趙同頡、王作哲4人已經回國，作為補充，使館再次從福建和安徽分別招來22歲的黃滌清和16歲的呂烈煌，將他們送入前面13名（除已回國者）學生所入的學校。因此，很明顯，實藤惠秀氏所提到的呂烈煌是以後來日的，而瞿世瑛應該補入五月初五抵日的學生名單中。此外，據筆者管見，似尚未有人提到過李宗澄等四人回國後所補充的二人的來日情況。
13人抵日後，裕庚將他們的教學委託給文部大臣西園寺公望，再由西園寺公望轉請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負責教學。嘉納在附近的神田三崎町租一民房作宿舍兼教室，並派該校教授本田增次郎任監督，更請教員數人進行教學。東文授課在住宿處進行，而數學、理科、體操等普遍課則藉用高等師範學校的教室進行上課。 [10]
這13名學生中，共有四人（姓名如上所示）不久或因“紈絝成性、紊亂規則”被“登時撤令內渡”， [11]或因頻頻受到日本小孩“豚尾奴豚尾奴”的嘲弄，加之不適應日本食物而棄學回國。 [12]
舒新城在《近代中國留學史》中，以《宏文學院沿革概略》為依據，認為“政府派遣學生去日本留學始於光緒二十二年”。 [13]實藤惠秀氏在《中國人日本留學史》一書中也認為上述13名學生的赴日是中國人留學日本的發端。 [14]黃福慶在《清末留日學生》一書中則稱：“此13名留日學生並非清政府計劃下所派遣者，當時清廷尚無固定的留學政策，裕庚此舉，只是基於駐日使館業務上需要之半官方式'使館學生'。惟他們已正式進入日本學校就讀，故應視為中國最早之留日學生。” [15]
對此持否定論者也不鮮見。如桑兵氏在《留日學生的發端與甲午戰後中日關係》一文中指出，這些青年的所謂“留學”，不過是在延續原使館東文學堂的基礎上的略加變通，即將使館獨辦的東文學堂改由日本文部省委託的高等師範學校兼管部分教務，課程由專務日文擴大到一些基礎科目，學堂由使館遷到高等師範學校附近，但這並未改變東文學堂的性質。因為，使館培養翻譯人員這一培養目的沒變，學堂及學生隸屬於使館這一隸屬關係沒變。並認為“1898年3月，南洋官費生楊蔭杭、雷奮、揚廷棟等一行數人抵達東京，是為中國最早的官費留日學生。” [16]但據筆者考證，楊蔭杭等人的赴日時間是在光緒二十四年（1998）冬，他們並不是1898年中國最早派遣的留日學生。
細野浩二氏和王寶平氏則在嚴密考證的基礎上，認為使館招至的學生張文成、唐家楨、馮國勳等人已經進入中村正直和三島毅的學塾中學習，若以進入日本學堂學習為界定留日學生的標準，那麼他們已經可以稱作是中國最早的留日學生。 [17]
汪叔子氏將官費赴日留學的最初時期劃分為三個階段。將1882年東文學堂開館作為近代中國官費留學日本之始，迄至甲午戰爭爆發，稱“原始階段”；自裕庚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七月赴日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的“百日維新”為“轉變階段”；自“百日維新”至同年清政府確定留學日本的政策為“確立階段”。 [18]
筆者認為，這13名學生恰恰處在一種承前啟後的特殊地位。從他們被派往日本的經過、學習目的及隸屬關係上看，與前使館內的東文學堂學生無異；從他們進入日本學校就讀這一點上看，雖然在此之前也已有人進入日人經營的學塾學習，但這僅是個別現象，13名學生全體同時被安排進入日本學校就讀，則為後來者之先。因此他們可以稱作是使館招至的特殊留日學生，而並非是國內最早派遣的普通留日學生。
二、杭州蠶學館率先官費派生留日
那麼，中國最早正式從國內派遣留日學生又是始於何時何地呢？先看1897年的留日學生情況。
日本著名學者實藤惠秀堪稱研究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最有影響的人物。自20年代起，他即著手蒐集清末以降有關中日文化交流的史料，並立志要撰寫一部中國人留學日本的史書。經10多年的努力，獲得數千種與留日學生有關的圖書和資料，並以此為基礎，於1939年寫成《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稿》，由東京日華學會出版。戰後，他重新改寫《史稿》，經多次增訂改易，於1960年以《中國人留日學生史之研究》作為學位論文，獲文學博士學位。同年，出版《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一書，1970年再次增訂出版。該書對中國人留學日本的原因、留學經過以及留學生在日本的文化、政治活動等都進行了詳細的闡述，但未涉及1897年赴日的留學生。附錄中，所載1897年的留日學生數為9人，而這9人就是1896年赴日的13人除去抵日二、三個星期後，因“覺得日本食物難以下嚥，恐怕會傷害健康”而歸國的四人後留在日本的學生。 [19]即實藤氏在該書中沒有提出1897年赴日的留學生。繼此書之後，幾乎所有涉及早期留日學生數的文章和著作，或是不提及1897年的留日學生數，或是延用實藤惠秀氏的觀點，認為1897年的在日學生數為9人。如：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未涉及1897年的留日學生數；南開大學李喜所曾對1896— 1912年的留日學生人數列表統計，但缺1897年； [20]王曉秋氏則延用實藤惠秀的觀點，認為1897年的在日學生數為9人。 [21]
自80年代開始，也有研究者指出浙江省於1897年曾派2人留學日本，並認為浙江省官派留學生去日本較其他省為早。 [22]但未見該2名學生被派遣的經過、赴日時間、留學情況等的詳細研究報告。
筆者認為，中國最早從國內正式派往日本的官費留學生是浙江的嵇侃和汪有齡。 1897年由羅振玉等在上海創辦的《農學報》，幾次提及了杭州蠶學館派生留日的內容。

杭州蠶學館已於上月十三日開學，學生三十人，備取學生三十人，額外二十人，留學日本者二人。 [23]
（杭州蠶學館）出洋學生：湖州德清附生嵇侃、杭州錢塘附生汪有齡，丁酉孟冬赴日，戊戌夏，汪有齡奉浙撫廖中丞改派東京學習法律。現在日本東京琦玉縣兒玉町競進社內習蠶，每月由學館供給伙食束脩外，各給月費洋十元。 [24]

《農學報》的上述記載大略表明了杭州蠶學館派嵇侃、汪有齡赴東留學的時間、學習科目以及經費提供情況。
再看日本方面的資料。 《日本留學中華民國人名調》系興亞院政務部通過委託日本專門學校以上的各學校進行調查後，於昭和十五年（1940）編成。儘管如其序言所述那樣，難免存在一些疏漏和錯誤，但不失為了解留日學生情況的一種珍貴的原始材料。在“東京高等蠶絲學校”一欄內，共有畢業生64人，除嵇侃一人外，其餘63人的畢業年月、專攻科目、原籍都有較詳細的記載，唯嵇侃一人的畢業年月、專攻科目欄空缺。這一空缺不全，恰恰透露出嵇侃可能就是該校最早的中國留學生。
《浙江潮》系浙江留日學生在1903年於東京創辦的刊物。其第7期“敬上鄉先生請令子弟出洋遊學並籌集公款派遣學生書”一文載：“……至若吾浙江者，歲丁酉已有官派學生嵇君偉（“偉”疑“侃”之誤）、汪有齡二人到東學蠶業，於辛丑年夏卒業回國。汪君以病早回國，嵇君是為中國官派學生至日本之濫觴。”足見嵇、汪兩氏的留日在當時的留日學生界並非鮮為人知，浙江留日學生還以本省能最先派生留日為自豪。
三、杭州蠶學館概況
杭州蠶學館創設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七月（准設年月），館址在杭州西湖金沙港，是中國最早的培養蠶桑專業技術人才的專門學校。蠶學館能在杭州首創，主要有如下兩方面的原因。
眾所周知，自古以來世界蠶業首推亞洲，亞洲則以中國為最，而中國又以江浙為盛。 1958年，浙江吳興錢山漾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絲絹殘片，證明浙江在公元前2750年前就已有蠶絲生產。 [25]而至近代，日本蠶絲業發展迅猛，其原因在於日本能不斷從國外引進先進的養蠶法，同時國內又有一批致力於蠶業研究的人才。 19世紀末，蠶瘟（微粒子病）蔓延，日人學習法國技術，採用600倍顯微鏡逐一檢驗蠶種母體，淘汰帶病蠶種，有效地控制了蠶瘟。而在中國，由於蠶病的蔓延，蠶業生產衰退，蠶絲質次價昂，出口日減，蠶利被日本所奪。而當時的蠶絲出口，正如杭州府太守林啟所言：“就時局而言，為中國之權利；就王政而言，為百姓之生計；就新法而言，為本源之本源；就浙省而言，為切要中之切要。” [26]如何挽回中國蠶業之衰勢？設館傳授推廣日本新技術被認為是一條有效途徑。當時浙江寧波海關稅務司康發達曾著一書，書中言及中國若不對蠶瘟加以重視，倘遇年歲不好，蠶子將有滅絕之一日。它認為倘若設學堂以資改進，只需三年就可以見成效，每年經費以銀三萬餘兩計算，三年只需十萬兩，即可挽回蠶絲之利。 [27]這對於當時以蠶絲為出口之最的浙江來說，可謂是一本萬利。而倘若學堂真能在浙江首創成功，其他各省必來仿效，這對於當時迫切希望領風氣之先的浙江省來說，更可謂機不可失。
另一方面，林啟自光緒二十二年（1896）春調任杭州知府以來，積極推行新政，主張創辦各類新式學堂，並認為振興浙江實業，應以蠶業為要。他目睹民間養蠶連年欠收之現狀，決定採納康發達所著書中有關蠶務的建議，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夏禀請當時浙江巡撫廖壽豐籌款創設養蠶學堂，先請試辦三年，經費擬照康發達所擬十萬之數，後減之又減，以三萬元為額，劃分三年。同年七月浙撫總署批准開辦，林啟親任蠶學館總辦。 [28]
光緒二十三年（1897）九月初一日，蠶學館開始在杭州西湖金沙港關帝祠舊址動工興建館舍，光緒二十四年（1898）二月二十九日竣工，共用去建屋費約銀九千三百兩。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十三日（1898.4.1）蠶學館開學。所設課程包括物理學、化學、植物學、動物學、氣象學、土壤學、桑樹栽培學、蠶體生理學、蠶體解剖學、養蠶學、顯微鏡操作、制種、蠶繭檢驗、生絲檢驗等，學制二年。初聘曾被派往法國學習的江生金任總教習，江辭職後，經日本駐杭領事館的介紹，改聘日本宮城縣農學校教諭轟木長擔任。 “館正”初聘邵章，邵辭，後改聘沈銘。 “學生數額三十名，不論舉貢生童，有能家世業蠶，文理通順，年在二十左右，明敏篤靜者，准其報名投考。惟短視人於顯微鏡不相宜”。首期額內學生實到25名，自貼伙食不交學費的保送額外生8名。第一屆實際畢業者共16名，他們大多被派往杭嘉湖寧紹五府所創的養蠶會充任教習。 [29]
蠶學館於1908年改名為浙江中等蠶桑學堂。以後，雖經數次易址和改名，但其作為蠶桑學校的性質始終未變，並且自創辦至今學校幾乎從未中斷過。現浙江絲綢工學院、浙江大學蠶學係等前身均為杭州蠶學館。
四、杭州蠶學館派生留日的經過
蠶學館派學生留日的時間在先緒二十三年（1897）七月獲准設立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三月正式開學期間。林啟在向浙撫申請設立蠶學館時，曾草訂學堂章程。節錄如下：

學堂以省垣為主，學生學成後，即分帶儀器，派往各縣並嘉湖各府，勸立養蠶公會，以為推廣。教習或兩人，或先請一人。學生年在二十內外，要聰明靜細，並已通文義者，招考時先錄取三十名或五十名存記。學生課程，須由教習手定大概。廣購六百倍顯微鏡，酌量經費，愈多愈好。先行翻譯日本蠶書圖說，成書後要廣為傳播。 （蠶室溫度）亦宜以寒暑表為準，日本此表價值不過百文，當由局採買，聽民間零星來購。學堂初創，修造房屋，購買外國儀器，用款頗為浩繁，今請款三萬六千兩，開局須先支六千兩，以後三年，每年各一萬兩。 [30]

此章程對延請教習、招生要求與名額、學生課程、購置儀器、翻譯日本蠶書以及經費開支等都有所規定，但未提及派生留日一項。
在蠶學館籌備期間，建議林啟派人留學日本的是羅振玉和孫淦。 [31]
羅振玉（1866—1940），字叔蘊，浙江上虞人，後遷居江蘇淮安。在創設農學會之前，其主要精力大半耗於經史考據之中。 1896年，汪康年、梁啟超在上海創辦《時務報》，羅振玉得知後，“莫名欽佩”，認為中國“欲開錮閉，則興學校為要圖；而開學校之先聲，則報館為尤急。” [32]進而與友蔣伯斧商議“中國事”，​​覺得惟振興農學，最易試行，遂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與蔣在上海發起農學會，刊行《農學報》 。 《農學報》除刊登有關農事的報導和消息外，主要還登載譯自各國的農學著作和文章，其中尤以藤田豐八譯自日本書報者為多。次年又創東文學社，培養了樊炳清、王國維等諸多人才。
孫淦，字實甫，浙江人，一作上海人（後述），大阪華商。與汪康年、羅振玉等交往甚多。他不僅建議浙江省派人赴日習蠶，還從日本寄顯微鏡等急需器具給農學會，讓其轉贈給浙江蠶學館。 [33]對此，林啟曾有“孫實甫先生英英向義，於人情物理又甚有理會，我輩讀書人愧之”之感慨。 [34]浙江最初選派學生赴日時，還被浙撫廖壽豐舉為留日學生監督。清國留學生會館成立後，他又是該館積極的“贊成員”。 [35]
林啟在羅振玉、孫淦的建議下，開始選派留日學生。其選派經過，雖然缺乏詳細的記載，但當時林啟給汪康年的一封手札卻能給我們提供諸多線索。現照錄之。

再啟者：派生往東洋學蠶，前系實翁（指孫淦，筆者）云三人，一切只費千元，弟仍託其到時再查。茲尊函雲每名須五百，弟本擬只派兩人，半則經費為難，半則外間之論蠶學，均雲法勝於日。今蠶會第十四冊東洋論蠶，亦自言不如意、法、支那。此雖精益求精之意，要其不如法國，則西人公言之。故只添派一人與嵇生同學。弟同鄉親友及浙垣門生求去者多，均不敢假借，暗中覓得德清沈秀才錫爵，養蠶甚熟，人似明靜，但相知未久。正在斟酌間，得尊函舉有一人，湯蟄翁亦擬代為覓一人。蟄翁賢名，弟早聞諸何太守與足下，皆深顧大局者，實為信佩。但鄙意只添派一人，煩足下與蟄翁商酌，誰為可派之人，即以派往東洋。冶遊之地，須擇聰明而篤靜者方好，已否學蠶，尚為不拘。二君均為蠶學覓人，非為人覓入蠶學也。添派一人擇定後，盡可前發，不必函商遲滯。湯蟄翁為問安，此信乞呈鑑為禱。再問箸安。弟林啟又頓。初一日。又：派定後，須急行，急學東國語文，明春學蠶方來得及。孫實翁雲，行費由上海徐菊如先兌，該生憑札（所派一人，何縣、何名，乞函示），俟弟補寄。弟林啟又頓首。初一日。 （汪注：十一月初九到） [36]

林啟此信，是在汪康年和湯壽潛（原名震，字蟄仙）兩人都提出願為他推荐一名赴日留學生，但學額只有一名的情況下，決定讓汪直接與湯商量，選擇其中一人作為赴日生後，給汪康年的答復和說明。結合《農學報》所載《杭州蠶學館表》中“湖州德清附生嵇侃，杭州錢塘附生汪有齡，丁酉孟冬赴日” [37]的記載，我們不難得出：①孫淦等人最初建議派遣的留學生是3人，林啟出於經費等各方面的考慮，才決定只派2人；②嵇侃和汪有齡並非同時赴日，嵇侃在林啟十一月初一日致汪康年上述書簡時已赴日，即他的赴日時間在孟冬十月，而汪有齡則是在十一月初九日汪康年接林啟書簡後，得到汪康年或湯壽潛的舉薦才得以赴日的。
汪有齡究竟何時赴日，屬誰​​舉薦？這在他抵日後寫給汪康年的書信中有較詳細的記述。十一月十六日傍晚，汪有齡與汪康年道別後，即登上輪船，因該輪裝貨未畢，直到十七日下午一點鐘才出發。晚上，貨輪擱淺，不能開行，至十八日破曉方行駛正常。二十一日清晨進日本馬關海口，二十二日下午一點過後，輪船行抵神戶。時正遇孫淦赴東京辦事，故暫宿在神戶孫的友人王鶴庭家中。在信中，他還對汪廉年的鼎力推薦，無比感激，表示“但求稍有心得，庶君可以對林公，鄙人可以對君”。 [38]
汪康年對汪有齡鼎力推薦的原因可能在於他們之間的族親關係。汪有齡在有些信件中直稱汪康年為“穰卿吾侄”，汪大燮為汪康年的堂兄，而汪大燮稱汪有齡為子健叔，可見汪有齡與汪康年是叔侄關係。

五、杭州蠶學館嵇、汪二生的留日經過[39]
嵇侃抵日後，先在孫淦處小住，不久遷往山本憲的私塾中，就山本學習東語，後因政府護照尚未接到，常被巡捕查問，故又將行李搬回孫淦處。在得知汪有齡己抵神戶後，嵇侃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從大阪前往相見。這是他們兩人的首次見面。此次相見，兩人“談論甚洽”，於是同進大阪，一起住孫淦處。
初到日本，因不諳東語未能與日人接洽，且每見日本報紙，雖“眼癢難熬”，但又看不懂，深以為憾，只是兩人“朝夕討論，尚頗有樂趣”。不久，汪有齡也師從山本學習語言，一直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三月十五日左右入東京崎玉縣兒玉町兒玉村競進社學習蠶學。兩人從山本學習日語約三、四個月。
侃、汪兩人赴日後師從山本，這與山本此前和汪康年、羅振玉的接觸直接有關。
山本憲（1852—1928），號梅崖，自幼好讀史書，為生計當過技工。 1879年進“大阪新聞社”擔任記者，1881年受邀成為《稚兒新聞》主干人物，翌年《稚兒新聞》停刊後，任《中國日日新聞》主筆，不久因該報停辦而失去工作。 1883年在大阪開設漢學塾，後曾因故被捕入獄，出獄後在繼續經營私塾的同時，為多家報社撰過稿。 1895年，受聘成為關西法律大學（現關西大學前身）講師，次年因眼疾而辭。 1897年秋冬季，遊覽了中國的天津、北京、上海、蘇州、漢口、南京等地，並著遊記《燕山楚水記遊》。在上海期間，經古城貞吉、藤田豐八的介紹，結識了汪康年、羅振玉、梁啟超等人。以後，與汪康年、羅振玉交往甚多，汪康年常將《時務報》寄與他，而山本也不時摘譯一些如《朝日新聞》等日本報紙上的文章寄給汪康年，刊於《時務報》，同時也為羅振玉翻譯書報寄送到上海。
嵇、汪二人從山本學習日語雖僅三、四個月，但據山本所言，二人均“語學大進，可刮目”， [40]至三月中旬已是“操語甚熟” 。 [41]這雖是他稱讚兩人並略帶誇張的套話，但也從一側面反映出嵇、汪兩人的學習情況。
嵇、汪二人在進蠶業學校競進社蠶業講習所後，正是春蠶飼養季節。特殊的學習內容，決定了他們的學習方式是邊學邊幹，在實踐中得到學習。這一期間，他們刻苦好學的精神深受好評，尤其是嵇侃，“在競進社甚攻苦，天雨采桑，跣足行十餘里”，林太守得知後，甚為欣慰，還寄去銀40元以資獎勵。 [42]而汪有齡因身體原因不能過耐勞苦，本人也因此深感遺憾，表示只要力所能及，必全力以赴。
嵇侃在競進社內學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八月，繼而改入東京西原蠶業講習所再習一年。 [43]後來入東京高等蠶絲學校學習， [44]畢業後於1901年夏回國。 [45]羅振玉曾在《杭州蠶學館成績記》一文中，稱讚嵇侃“堅苦篤實”，被“東邦人士推為中國留學生之冠。” [46]
汪有齡的情況則與嵇侃有所不同。汪此次東行的直接使命是考究蠶務，這一點汪本人也非常自覺，認為“考究蠶事，乃挽貧為富之機”，力當切實用功，以不辜負派遣者的期望。同時也表示“此行固因考究蠶務，然大而政治藝事，小而遊覽談笑，俱當隨在留心”。事實上，在赴日後至離開競進社蠶業講習所期間，其行動基本上遵循了這一意圖。這一期間，他除隨山本學習東文和力所能及地學習蠶業之外，對時事政治表現出了強烈的興趣。聞當時朝鮮往各國遊歷者竟有千餘人之多，到日本者約有300餘人（後言30餘人），認為倘他們學成而回，我中國會成為朝鮮之“砧上肉、釜上魚”，從而力言中國必須派生遊學、派員遊歷。還與汪康年商討國內形勢，認為今日“大局日非，伏莽將起，我輩願為大局效力，必須聯絡人才，以厚其勢。”他還將當時的國人分成三類：“極昧者，若明若昧者和有明而夾以傲氣而雜以私念者。”這些都反映出他關心時務，謀及大局的性格。
光緒二十四年（1898）正月，《農學報》、《時務報》相繼刊出“杭州蠶學館招生章程”，其中有“短視人於顯微鏡不相宜”一條。而汪卻恰患近視。嗣后孫淦還接到杭州來信，有“汪必須在年內回國”等語，孫將此信及《時務報》上的章程示汪，汪閱後大為傷感。事後，由汪康年出面請求延期，孫淦則多次致信林太守，認為“齡質尚可造，而於蠶務則未經學習，恐不能容易奏效”等，建議讓汪改學其他專業。經汪康年的努力，期限得以延至兩年。不過此時的汪有齡雖尚言“此次東行，職在考究蠶務，自當以蠶務為分內之事”，但他又懷疑自己是否能稍有所成，透露出他的真正志向已不在蠶業。此間，林太守曾閱讀到汪在日本的日記，也覺得其“語多悲憤，足見有心時局”，並甚感敬佩。而且“廖中丞讀後也極其推許”。廖還通過林啟委託汪調查日本武備學堂章程、學習年限、費用等情況，以資浙江省選派學生赴東習武備參考。
六月初，杭州林太守致函監督孫淦，准許汪有齡改途。至此，在汪康年和孫淦的共同努力下，汪有齡不僅可以繼續留在日本，而且還可以改學自己感興趣的專業，可謂因禍得福。
被准許改途後，汪有齡於六月進入了高楠順次郎創辦的專為從速教成中國學生的學校——日華學堂。同時入該校的還有浙江省從求是書院選派的陸世芬等4名文科學生。汪在日華學堂的學習，可謂刻苦，其所學課程除語言外，其他如算學、理化、史地等大多均前所未學，為不“貽中國羞、負愛我者期望”，表示只有加倍努力，餘無捷徑。他還常常思考學問與經濟的關係，認為“有經濟者未必長於學問，有學問者未必長於辦事”，因此為圖中學振興，“年壯者當練出辦事才幹，年幼者當自仞專門學問，交相為助。”充分體現出他刻苦學習，勤於思考，心係時局的性格和特點。
由於過度用功，加之本身體質並不強健，自光緒二十四年（1898）入春以來，汪的身體狀況漸感不佳。據醫生稱，其病若不注意保養，恐成癆症。此時，汪邊服藥，邊堅持學習。至八月，病情加重，醫生稱不僅腦神經十分衰弱，且患慢性胃病，非藥物所能治，乃勸其回國靜養。汪無奈於光堵二十五年（1899）八月下旬搭船回國。
六、杭州蠶學館派生留日的意義
蠶學館派生留日是林啟採納羅振玉等的建議並克服經費不足等困難後得以實現的。嵇、汪兩人的東渡也說明了一個事實，即甲午戰爭的失敗使朝野有識之士開始將目光轉向日本，並開始希望通過向日本派遣留學生學習西方近代技術。就蠶學而言，當時技術領先國為法國、意大利和日本，尤其是法國於1870年發明了用600 倍顯微鏡檢驗母蛾的方法，有效控制了給蠶業帶來最大威脅的微粒子病（俗稱蠶瘟），發明人巴斯德因此還獲得了法國政府每年2500法郎的重獎。 [47]故中國最先派往學習蠶業的國家並非日本而是法國。 1892年，浙江派寧波江生金（後曾任蠶學館首任教習）赴法國學習養蠶新法和檢種技術，是為中國派人出國學蠶之肇始。 [48]​​日本在19世紀80年代起，先後設立各種蠶業講習所、蠶絲試驗場等，還於1892年成立大日本蠶絲會，通過開展研究和學習推廣國外新技術，使蠶絲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中國派往學蠶的國家從西方的法國轉向東方的日本也正是這一趨勢使然。
據現在所擁有的資料，除駐日使館招至的特殊學生和上述杭州蠶學館所派遣的2人外，還未發現在1897年之前有被從國內派往日本的官費學生。因此，杭州蠶學館開創了國內派生留日風氣之先聲。就此而言，其意義遠遠大於派生留學本身。除駐日使館招至的特殊學生外，嵇侃、汪有齡是國內最早官費派遣的，同時也是1897年唯一的官費留日學生，他們的赴日預示著國內大舉派生留日時代即將到來。

第二節 1898年的浙江留日學生

一、中國派生留日政策的確立
甲午戰爭後，日、俄、德、法等帝國主義國家你爭我奪地瓜分中國，嚴重的民族危機促使維新運動迅速高漲。與此同時，隨著教育改革呼聲的漸起，各種新式學堂在全國各地相繼出現，派生留學日本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 1898年3月，洋務派官僚湖廣總督張之洞著《勸學篇》，力陳通過開設新式學堂和派生留日以普及近代教育的必要。維新派人士更是不失時機，認為“昔日本變法之始，派遊學生於歐美，至於萬數千人，歸而執一國之政，為百業之師，其成效也。” [49]乞光緒帝下詔派生留學。由此可見，洋務派與維新派儘管在變法問題上存在針鋒相對的矛盾，但在派生留日問題上卻不約而同。
直接促成清政府確立派生留日政策的是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 1898年5月，矢野氏在事先未徵求外務大臣同意的情況下，函告總理衙門，稱：“日本政府擬與中國倍敦友誼，籍悉中國需才孔亟，倘選派學生出洋學習，本國自應支付其經費。”爾後又面陳：“中國如派肄業學生陸續前往日本學堂學習，人數約以二百人為限。” [50]
矢野文雄的上述舉動自有其不尋常的目的。他在事後呈送給外務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稱：“此舉不僅有助於此次要求之成功，而受我感化之人才播佈於其古老帝國之中，實為將來在東亞大陸樹立我勢力之良策。……由於此輩學生來我國，如是則我國之勢將悄然駸駸於東亞大陸。” [51]顯而易見，其“倍敦友誼”的背後隱藏著對中國實施侵略的野心。
然而，在維新運動不斷高漲，派生留日已成為人們共同呼聲的當時，日本方面的“友好表示”對開始注意到培養近代專門人才之必要性的中國無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首先對此表示贊成的是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 1898年6月1日，楊上奏《請議遊學日本章程片》道：“臣以為日本變法立學，確有成效，中華欲遊學易成，必自日本始。……頃聞日人願智吾人士，助吾自立，招我遊學，供我經費，以著親好之實。……國家雖不計此區區經費，亦何必拒之，重增嫌怨。” [52]1898年6月21日，總理衙門共同商酌後，奏陳《遴選生徒遊學日本事宜片》道：“……擬即妥定章程，將臣衙門同文館東文學生酌派數人，並諮行南北洋大臣，以及兩廣、湖廣、閩浙各督撫，就現設學堂中選年幼穎悟粗通東文諸生，開具銜名，諮報臣衙門，知照日本使臣，陸續派往。” [53]
光緒帝閱後於1898年8月2日諭軍機大臣等：“出國遊學，西洋不如東洋。東洋路近費省，文字相近，易於通曉，且一切西書均經日本擇要翻譯。著即擬訂章程，諮催各省迅即選定學生陸續諮送；各部院如有講求時務願往遊學人員，亦一併諮送，均毋延緩。” [54]至此，選派生徒留日遂成一項國家重大決策。
二、1898年浙江省派遣的留日學生
中國正式確定派生留日政策在1898年8月，而浙江卻在同年四月就已派遣學生赴日，為同年全國派生留日之先。
浙江選派官費留日學生的設想遠在上述決策確立之前，這可從當時日本外務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得知。西德二郎在閱悉矢野文雄以書面向清政府提出日本願接受清國留學生並支付一切經費一事後，覺得此事“頗出本大臣意料”，並認為實際能否達到矢野氏所期之目的甚難預料。而且，“察邇來清國顧及自身利害，各地頗有自行向我帝國派遺留學生之舉，如浙江巡撫要求派遣來日研習陸軍兵學留學生四名，文學研究留學生四名，復有湖廣總督提出在近期派出多數留學生之打算。” [55]西德外務大臣有關浙江巡撫希望派生留日的這一信息，來自當時日本駐杭州領事館的匯報，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尚保存著當時的這些機密信件。
浙江巡撫要求選派的這8名留學生就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從求是書院選派的何燏時、陳榥、陸世芬、錢承誌等四名文科生和從浙江武備學堂選派的蕭星垣、徐方謙、段蘭芳、譚興沛等四名湘鄂籍學生。
求是書院創辦於1897年，是一所講求實學，“以培養人才為第一義”的新式學堂。 [56]其所以沿用“書院”之名是“慮杭紳或又中阻”， [57]足見其用心之良苦。為創辦求是書院，陳仲恕、汪康年早在1895年就曾各方奔走，但由於官紳梗阻，而久久未能實現。直至1897年林啟任杭州知府，頂住多方壓力，並獲得浙江巡撫廖壽豐的支持，才得以創辦。林啟親任總辦，陸懋勳任監院，陳仲恕任文牘齋務。
求是書院首次選派學生赴日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當時，陸懋勳應禮部試，陳仲恕代監院，“林公囑選學生留學日本，當即商定陳樂書、​​何燮侯、錢念慈、陸仲芳四人，為各省派往留日之首倡。” [58]
這四名學生赴日後，暫寓東京目挽町二丁目厚生館，日本外務省則派外務省候補譯官酒匂祐三進行教學，每日二小時，專教東文。 [59]後遷往東京本鄉區駒込西片町19號一幢租用的民房， [60]在中島裁之的監督下，除繼續學習東文外，開始學習算學、地理等普通學。初時，這一教室兼宿舍的房門上曾懸一牌曰“中華學館”， [61]據筆者分析，這“中華學館”就是後來“日華學堂”的前身。日華學堂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六月開辦，專為從速教成清國學生，俾之學習言語及普通各科，以為異日精研高等專門各科之地步。初由浙江省求是書院派來文學生四名。” [62]其校址初設東京本鄉西片町。 [63]日華學堂與“中華學館”不僅創辦時間大致相同，而且首批學生完全吻合，地址也完全一樣，可見“日華學堂”之名稱基本上可以斷定是由“中華學館”演變而來。十月至十一月間，學校遷至東京小石川區指個谷町140號， [64]次年再遷至本鄉區東片町145號。 [65]
何燏時等求是書院所派四生於1899年9月，在在日華商兼留日學生監督孫淦的聯繫下，進入第一高等學校。後錢承志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陳榥、何燏時入東京帝國大學工科，陸世芬入高等商業學校。
與上述求是書院四生同時赴日的尚有從浙江武備學堂選派的肖星垣、徐方謙、段蘭芳、譚興沛4人。目前對此四生的派遣時間和派遣者尚諸說不一，試舉較有代表性的二例：

1898年，日本參謀本部福島安正等軍人，對中國當局力說留學日本的必要、先由湖廣總督張之洞選派譚興沛、徐方謙、段蘭芳、蕭星垣四名秀才到日本。 [66]

中國學生留學日本學習武備，始於1898年。先有浙江巡撫派遣吳錫永、陳其採、舒厚德、許葆英等四名，繼有湖廣總督張之洞派遣之譚興沛、徐方謙、段蘭芳、蕭星垣。 [67]

上述兩例，前者認為譚興沛等四生並非浙江派遣，而是由湖廣總督張之洞所派。後者對譚興沛等四人的派遣與前者持相同觀點，但同時又提出浙江派遣的吳錫永等四生是中國最早留日習武備的學生。
為理清譚興沛等四生的派遣者和究竟誰是中國最早留日習武備的學生，筆者查閱了大量的資料，現例舉一部分。
1910年前後作成的《浙江武備學堂同學錄》（手稿本）所載“先入本校繼由練兵處派往日本留學陸軍者”一欄有： [68]

姓名 次章 年齡 籍貫 差委 住所
蕭星垣 紫亭 40 湖南善化 ／ 現住北京
段蘭芳 玉田 41 湖南茶陵 未知下落 ／

1898年8月22日，日本開發社派《教育時論》社副社長辻武雄來華視察教育，先後考察了天津、北京、上海、武漢、南京、蘇州、杭州等地的教育情況，歷時近6個月。在杭州，主要參觀了當時較為著名的新式學堂求是書院、武備學堂和蠶學館。其對武備學堂有如下記載：

武備學堂系去年春創設，乃專門培訓陸軍士官之處。 ……此堂學生四名於去年留學本邦，現就學於成城學校。 [69]

松本龜次郎《中華留學生教育小史》就成城學校留學生部的起源有如下記載：

成城學校留學生部創設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校長為當時的參謀總長川上操六。 ……第一批學生係從浙江省派遣的四名，據云居中斡旋者是當時（駐杭州領事館）領事速水一孔。這四生分別是譚興沛、徐方謙、段蘭芳、蕭星垣。 [70]

《浙江潮》第7期《敬告鄉先生請令子弟出洋遊學並籌集公款派遣學生書》一文載：

戊戌四月，遂有求是書院學生錢承志、陳榥、何燏時、陸世芬四君，偕武備學堂學生肖星垣、徐方謙、段蘭芳三君（疑漏一人，筆者）東渡，肖、徐、段三君，湘鄂人，於壬寅三月畢業，今充浙江營官。 [71]

1899年，日本參謀本部大佐福島安正來華，力勸清國派生留日。 1899年4月9日，福島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於南京進行了長達兩小時的會談。 《對支回顧錄》下卷記錄了其會談內容，其中有福島氏如下談話：

貴國派學生來敝國學習陸軍以浙江撫台所派之四名為最先。此四名學生儘管東渡之初無東文基礎，東文及普通科均從初步學起，但據余此回起程前往成城學校所觀，四人已能閱東文，且地理、歷史、理化、算術等均已通概要。他們就學日本，從去年七月算起僅不過九個月，其進步實在令人驚嘆。 [72]

《教​​育時論》雜誌以“清國武備學生入成城學校”為題載：

上月下旬，位於牛込原町的成城學校受參謀本部之託，接受了清國武備學生入學，清國留學生來本邦留學乃史無先例，故該校在待遇等方面都十分注意。 [73]

綜合上述所列資料，可以得出蕭星垣等四名湘鄂籍學生是在先入浙江武備學堂後，與習文科的求是書院四生一起由浙江巡撫派往日本的。抵日後，於6月下旬入成城學校，至1898年4月僅過9個月就已能閱東文且初通普遍學之概要，他們是中國近代最早赴日習武備的留學生。
1898年浙江省所派留日學生除上述8名外，尚有十月派出的嘉興籍吳振麟。 [74]吳係自備資斧，並經林迪臣太守考試後由浙江巡撫廖壽豐諮派出國，屬私費官派性質。 [75]1900年後被轉為官費生。
吳振麟赴日後先入日華學堂肄習東文和普通學，漸次與先入學的求是書院四生加先由蠶學館選派學蠶後改學文科的汪有齡等5人合為一班，並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秋同入第一高等學校。 [76]吳入第一高等學校後的情況，當時任留日學生監督的孫淦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四月二十一日致汪康年的信件中有如下記載：

去年秋間，同進第一高等學校，當是時諸生在日華學堂頗有不滿之意，並謂考求語言，非與東人同居，終不得俚諺委曲之詳。視察東土事實，窺測東士性情，非與東士同居，亦不得隱微秘密之真。當時諸生聯名馳書外部，弟亦為之進言，請移文文部省，俾諸生進學校寄宿舍。惟進宿捨不如進學校之便，文部飭學校職員生徒會議可否，後經許可，同進寮者共有四人，浙江何、吳二生，外有南洋公學二生。惟寄宿舍中諸事皆自操箕帚，飲食簡苦，不待而言，未幾何時，諸生遂不回。念當時進舍時之頗費唇舌，並忘卻致外部一書措詞如何堅定，相率退歸日華學堂，惟該生一人尚溷跡九百倭士之中，此亦見其節操一斑。校中冬季、春季兩試，皆能爭人所先，觀其向學情殷，此際正所謂爐火純青之候，興高采烈之時，倏忽以資斧不繼，半途而棄，無論當局者黯然以傷，索然無味，即在旁觀者，孰不惋惜深之。以學問論，無論其早歲蜚聲庠序，遊學於楚、於蘇、於滬，即在此間與東土士大夫詩文往還，亦頗負其名。至於外洋語言、文字之學，亦嘗爭勝於各省遊學秀髦濟濟之中。以年歲論，浙中來者渠固最幼，左右較量，無不合格。 [77]

孫淦作此信並著力稱讚吳振麟的目的，是在聞知浙江省又將派官費生留日後，希望通過汪康年的斡旋而將吳轉為官費。有此目的在先，對吳的評價或言辭略加誇張，或只言其長而隱其短，這也都在情理之中。可以說，吳後來被轉成官費，孫淦的此“薦書”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後來，吳以官費入東京帝國大學，並於光緒三十年（1904）六月畢業於該校法科。
三、1898年非浙江省派遣的浙江籍留日學生
1898年，除浙江省率先派生留日外，湖廣總督及南北洋大臣等也相繼派出留日學生。當時浙江籍學生被選派的有南洋官費生：就讀於南洋武備學堂的許葆英、華振基、陳其採、吳錫永、徐厚德等5人，及就讀於南洋公學的章宗祥、富士英二人。此外，尚有使館官費生王鴻年。 [78]
許葆英等5人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抵達日本。 [79]與他們同時赴日併入成城學校的尚有南洋武備學堂的其餘9人，以及湖北武備學堂的19人，共33人。成城學校於1899年1月21日為他們舉行了入學式，日本參謀總長兼該校校長川上操六在儀式上發表了演說。 [80]
成城學校係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預備校，前述浙江所派四名湘鄂籍學生為其最早接收的中國留學生。學校為中國留學生另設教場和宿舍，最初中國留學生宿舍暫借“東京牛込區中之町60番地”之一幢二層民房，後因中國派往學生的增多，學校改在東京牛込區河田町為他們專設了宿舍。
進成城學校接受預備教育的時間為16個月，受畢預備教育後，被分配到各連隊，以“士​​官候補生”的身份接受一年的正式教育，然後進入陸軍士官學校接受一年的後期教育，修畢士官課程，再入聯隊任“見習士官”半年，最後取得士官資格。 [81]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自第1期（1900）至第29期（1936年入學），中間經歷36年，先後在該校就讀的中國學生累計達1435人， [82]其中不乏後來的軍政界要人。該校1901年畢業的首期畢業生共40人，上述浙江籍學生吳錫永等5人均在其內。 [83]
浙江籍富士英、章宗祥為上海南洋公學堂所選派。目前，各種資料對他們抵東年月的記載頗不一致。先看富士英的抵東年月。江蘇籍楊蔭杭、雪奮、楊廷棟3人也均為同期南洋公學所選派，故一同錄之，以資比較。

姓名 籍貫 抵東年月 畢業年月 學校
（光緒） （光緒）
富士英 浙江海鹽 24.2 28.9 早稻田大學
楊蔭杭江蘇無錫24.2 28.4 東京帝國大學
雷 奮 江蘇華亭 24.2 28.4 東京專門學校
楊廷棟江蘇吳縣24.2 28.4 東京專門學校[84]

上述資料被認為是記載留日學生抵東年月等情況的最原始且較具價值的資料。若依此，富士英等人的抵東年月似乎是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二月。筆者至今所見眾多研究留日學生的論文、書籍大多只指出1898年南北洋大臣、湖廣總督、浙江求是書院等派生留日，較少涉及他們赴日的具體時間。偶見桑兵氏對留日學生的發端所作研究的論文，亦認為：“1898年3月（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南洋官費生楊蔭杭、雷奮、楊廷棟等一行數人抵達東京，是為中國最早的官費留日學生。同時到東的還有富士英（浙江）、盧籍東（廣東）等人。” [85]可見，作者將富士英等人的赴日時間看成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二月，且以此為依據，判定他們是中國最早的留日學生。
但是，查閱上海南洋公學和日本日華學堂的資料，發現所載富士英等人的赴日是在光緒二十四年冬。
《南洋公學大事記》​​載：

光緒二十四年（1898）冬，派師範院生章宗祥、雷奮，中院生楊廷棟、富士英、楊蔭杭、胡礽泰留學日本。 [86]

《日華學堂章程要覽》載：

本學堂明治三十一年六月開辦，……初由求是書院派來文學生四名。本年一月由南洋公學堂派來文學生六名。 ……明治三十二年（1899）一月入學：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章宗祥、浙江嘉興府海鹽縣人富士英、江蘇松江府華亭縣人雷奮、江蘇太倉州寶山縣人胡礽泰、江蘇常州府無錫縣人楊蔭杭、江蘇蘇州府吳縣人楊廷棟。 [87]

可見，南洋公學堂所派富士英等6人是在光緒二十四年冬抵日後不久入日華學堂的。這還可以通過對與他們同時赴日的章宗祥的調查加以佐證。 《清國留學生會館第三次報告》中的“畢業留學生名單”（癸卯三月至九月）章宗祥欄載：

姓名 籍貫 到東年月 畢業年月 學校
章宗祥浙江烏程光緒24.12 光緒29.4 帝國大學法科

另外，同時赴日的江蘇籍胡礽泰因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冬被直接從日本改派赴美留學， [88]故清國留學生會館的多次報告中均未見其名。
因此，可以斷定，南洋公學堂選派富士英等6人的赴日時間是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十二月。那麼，除章宗祥、胡礽泰兩人外，其餘富士英等4人的抵東年月何以會出現“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之記載呢？是他們故意虛報，還是調查者的疏漏，尚待進一步調查。
浙江籍使館官費生王鴻年光緒二十四年（1898）十月抵日後最初所入學校不詳。光緒三十年（1904）六月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科。 [89]
四、其他1898年的浙江籍留日學生
1898年浙江籍留日學生除上述13人外，從《清國留學生會館第三、四、五次報告》所載畢業留學生名單中尚可見到汪以鐘、陳方錚、孔祥百三人，現照錄如次：

姓名年齡籍貫到東年月畢業年月學校
（光緒） （光緒）
汪以鐘(風臣) 27 浙江秀水24.5 24.11 弘文學院速成師範
陳方錚(鏘甫) 23 浙江海寧24.5 24.11 弘文學院速成師範
孔祥百(志怡) 26 浙江24.5 24.11 弘文學院速成師範

而在《浙江潮》第三期所載“壬寅卒業諸君題名”中，汪以鐘、陳方錚二氏的抵日年月及畢業時間卻為：

姓名年齡籍貫到東年月畢業年月學校
（光緒） （光緒）
汪以鐘(毓臣) 30 嘉興秀水28.5 28.9 弘文學院速成師範
陳方錚(鏘甫) 25 杭州海寧28.5 28.9 弘文學院速成師範

眾所周知，弘文學院是在嘉納治五郎所創辦的“亦樂書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1896年由駐日使館選派的13名學生赴日後被委託給當時任高等師範學校校長的嘉納治五郎後，加納氏租借神田三崎町一丁目二番地的一所房子作為校舍兼宿舍，並派本田增次郎任監督，再聘教師專門教育這13名中國學生。這就是後來被命名為“亦樂書院”的私塾式學校。至1902年，因留學生人數逐漸增加，加納氏才將亦樂書院遷址於牛込西五軒町，擴建校舍後改名為弘文學院，其教學工作進入正軌。宏文學院的學制以三年制的普通科為主，後應留學生的要求，設立了速成師範科。
弘文學院設立於1902年，故上述有關汪以鐘、陳方錚、孔祥百三人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畢業於弘文學院速成師範的記載有誤。汪陳二人的赴日時間按《浙江潮》第3期所載，應為光緒二十八年（1902）五月，而孔祥百的準確赴日時間尚有待其它資料加以旁證。
上述二節分別對1897年和1898年的浙江留日學生進行了考察。現將這二年的留日學生情況歸納如下：

姓名籍貫抵日年月費別預備校專門學校赴日前學校
嵇侃(慕陶) 德清光緒23.10 浙江官費大阪山本憲私塾東京高等蠶絲學校杭州蠶學館
競進社蠶業講習所
西原蠶業講習所
汪有齡(子健) 錢塘光緒23.11 浙江官費大阪山本憲私塾法政大學杭州蠶學館
競進社蠶業講習所
日華學堂
錢承志(念慈) 仁和光緒24.4 浙江官費日華學堂東京帝大法科求是書院
第一高等學校
陳榥(樂書) 義烏光緒24.4 浙江官費日華學堂東京帝大工科求是書院
第一高等學校
何燏時(燮侯) 諸暨光緒24.4 浙江官費日華學堂東京帝大法科求是書院
第一高等學校
陸世芬(中芳) 仁和光緒24.4 浙江官費日華學堂高等商業學校求是書院
第一高等學校
吳振麟(止欺) 嘉興光緒24.10 自費後轉日華學堂東京帝大法科
浙江官費 第一高等學校
章宗祥(仲和) 烏程光緒24.12 南洋官費日華學堂東京帝大法科南洋公學
第一高等學校
富士英(意誠) 海鹽光緒24.12 南洋官費日華學堂早稻田大學南洋公學
第一高等學校
吳錫永(仲恩) 烏程光緒24.11 南洋官費成城學校陸軍士官學校南洋武備學堂
陳其採(藹士) 歸安光緒24.11 南洋官費成城學校陸軍士官學校南洋武備學堂
舒厚德(質甫) 慈溪光緒24.11 南洋官費成城學校陸軍士官學校南洋武備學堂
許葆英(伯明) 海寧光緒24.11 南洋官費成城學較陸軍士官學校南洋武備學堂
華振基(祝三) 長興光緒24.1I 南洋官費成城學校陸軍士官學校南洋武備學堂
王鴻年(魯番) 永嘉光緒24.11 使館官費(不詳) 東京帝大法科


第三節 浙江早期留日學生的譯書活動

一、翻譯日書風氣的形成
甲午戰爭前，中譯日文書籍寥寥無幾。據《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統計，中譯日文書籍1660—1867年僅4種，1868—1895年僅8種。但是，這一時期的西書翻譯卻相對較盛，且有許多為專門培養翻譯人才而設立的機構。京師同文館創立於1862年，最初僅設英文館，次年設法文館和俄文館，1872年增設德文館，直至甲午敗戰後的1896年才添設東文館。 1863年李鴻章仿京師同文館在上海設廣方言館，招收漢人入學，該館初設英文、法文兩館，雖一度添設東文館，但因願學者寥寥而停辦。 1876​​年，江南製造局附設翻譯館，專譯西方格致製造等書籍。此外，尚有由教會主持的以翻譯西書為中心的譯書話動。由此可見，與西書的翻譯相比，日書的翻譯，不論從譯書數量上還是從與其相關的機構上看，都未被重視。
甲午戰爭後，日本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驟升。 1896年，京師同文館率先增設東文館，預示著翻譯日書開始受到重視；其後，1897年梁啟超在上海創設大同書局，明確翻譯對象“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書，以政法為先，而次以藝學。” [90]同年，羅振玉在上海設東文學社，培養瞭如樊炳清、沈纮等一大批中國早期的東文翻譯人才。此外，尚有日本人創辦的福州東文學堂（1898）、杭州日文學​​堂（1898）、泉州彰化學堂（1899）、天津東文學堂（1899）、廈門東亞學院（1900）、北京東文學社（1901）等一大批以教授東文為主的學堂。這些都標誌著日本及其語言已開始被人們所重視。
二、譯書彙編社與浙江留日學生
留日學生在翻譯日書方面初見成效是在1900年，其標誌是留日學生的第一個翻譯團體譯書彙編社的成立並開始大量翻譯日本書籍。據該社刊行的《譯書彙編》第二年第三期的社告，可知其主要成員共14人，他們是：

戢翼翬 東京專門學校畢業生
王植善 上海育材學堂總理
陸世芬 東京高等商業學校學生
雷 奮 東京高等商業學校學生
楊蔭杭 東京高等商業學校學生
楊廷棟 東京高等商業學校學生
周祖培 東京高等商業學校學生
金邦平 東京高等商業學校學生
富士英 東京高等商業學校學生
章宗祥 帝國大學法科學生
汪榮寶 慶應義塾學生
曹汝霖 中央大學學生
錢承志 帝國大學法科學生
吳振麟 帝國大學法科學生

以上，除王植善是《譯書彙編》代派處之一的上海王氏育材學堂之負責人外，其餘13人均為留日學生。其中，浙江留學生有陸世芬、富士英、章宗樣、錢承志、吳振麟等五人，足見浙江籍學生在該社中所起的作用。
譯書彙編社的定期刊物《譯書彙編》刊登“以政治一門為主”的譯書，如政治行政、法律經濟、政治政理各門，每期所出或四類或五類，間附雜錄。另外，兵農工商專門之書也時有譯出並擇要刊行。 [91]
《譯書彙編》創刊於1900年12月，創刊號所刊登的譯作有：

書 名 作 者
政治學 （美國）伯蓋司著
國法泛論 （德國）伯倫知理著
政治學提綱 （日本）鳥谷部銑太郎著
社會行政法論 （德國）海留司烈著
萬法精理 （法國）孟德斯鳩著
近世政治史 （日本）有賀長雄著
近時外交史 （日本）有賀長雄著
十九世紀歐洲政治史論（日本）酒井雄三郎著
民約論 （法國）盧騷著
權利競爭論 （德國）伊耶陵著

以上共10種。在此創刊號的捲末尚載有“已譯待刊書目錄”共21種，第二期增至22種，第七期猛增至34種，說明其譯稿數量遠遠超過刊登數，反映了該社成員非凡的譯書熱情。遺憾的是，這些已刊登和已譯待刊的書均只標書名和原著者，而未註明譯者，除少數在後來印成單行本後標出譯者外，大多均已無法究明其譯者，因而只能將它看作是譯書彙編社的共同成果。
譯書彙編社所譯之書大多為東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等學術書籍，對於促進國內政治文化的進步，推動思想啟蒙運動起了重大的作用。梁啟超曾讚揚《譯書彙編》：“能輸入文明思想，為吾國放一大光明，良好珍誦。” [92]《新民叢報》也曾評價：“諸報中，除《江蘇》一報未出版外，其餘數種，語其程度則《譯書彙編》為最。” [93]
三、陳世芬與教科書譯輯社
繼譯書彙編社之後，還成立了以編譯出版中學教科書為主的教科書譯輯社。該社出版的《物理易解》一書的“版權保護令”稱：“據留學日本生員陸世芬等禀稱：竊生等在日本東京糾合同志，設教科書譯輯社，編譯東西教科新書，以備各省學堂採用。” [94]可見該社的負責人是浙江留日學生陸世芬。
在《譯書彙編》第二年第三期“教科書譯輯社廣告”欄內，有“本社發行所設日本東京本鄉區丸山福山町15番地”字樣，這一所在地恰與譯書彙編社的發行所相同。再看《譯書彙編》創刊號封底簡啟：“中國乏才，由無教育；教育之難，由於無書。同人現編輯小學、中學各種教科書，然茲事體大，海內名流有素留意此事者，望賜函見教，以匡不逮。”由此可見，譯書彙編社在開始出版《譯書彙編》的同時，就有編輯出版中小學教科書的計劃，只是由於出版中小學教科書與譯書彙編社所定譯書內容“以政治一門為主”之章程相距甚遠，故另設“教科書譯輯杜”作為分社專事編譯出版中小學教科書。陸世芬在譯書彙編社中排位第三，但由於其前王植善並非在日留學生，故在日成員中，除社長戢翼翬外，第二位就是陸世芬。這樣，由陸世芬來負責譯書彙編社的唯一分社教科書譯輯社就不難理解了。
教科書譯輯社成立後，組織譯輯了大量的中小學教科書，其中又以中學教科書為多。據《譯書彙編》第二年第三期卷末之廣告，可知其初期的出版計劃包括下列書籍： [95]

書名 作 者
倫理學
東洋史
中國地理
中（等）地文學 矢津昌永
初等幾何學教科書 長澤龜之助
平面三角學 菊池大麓
中等化學教科書
中等植物學 三好學
新式礦物學 脅水鐵五郎
體操教苑
法制教科書
中等管理教科書
中國歷史
西洋史
中等萬國地理 矢津昌永
算術小教科書 藤澤利喜太郎
代數學 上野清
中等物理教科書 水島久太郎
普通生理教科書 片山正義
中等動物學 石川千代松
圖畫術
國民新讀本
經濟教科書

另據《江蘇》第一期卷末廣告，教科書譯輯社已刊和“近已付梓，不日出版”的書籍共有： [96]
書 名 著 譯 者
中學地文教科書 神谷市郎著
中學物理教科書水島久太郎著（陳榥譯）
中學生理教科書美國斯起爾原著（何燏時譯補）
中學化學教科書 吉田彥六郎著
物理易解 陳榥撰（譯輯）
社會學提綱美國吉登葛斯原著（吳建常重譯）
青年教育
國家教育
教育原理 （季君譯）
普通經濟學教科書 王宰善輯著
中學地理教科書※ 夏清貽著
中學代數教科書※ （陳榥譯）
中學幾何教科書※ 周家彥著

上述廣告書目，除帶※號的3種以外，其餘均有對該書所作的廣告式說明，如《中學物理教科書》條稱：“是書為日本水島久太郎原著，義烏陳榥譯補。陳氏於日本帝國工科大學肄業，研究物理確有心得，故能說理透闢，措詞明達，於數學公式尤所詳備，洵理科之佳本也。至其裝訂華麗、繪圖精緻，尚其餘事。 ”再如《中學生理教科書》條，稱：“是書為美國斯起爾原著，暨陽何燏時譯補。說理既精，考證尤確，每篇悉附試驗方法以供臨時參考。插圖四十幅，用最精銅板，明細可愛，洵中等生理教科之善本，前此得未曾有者也。”由此可見，這些說明對浙江陳榥、何燏時所譯書籍的評價較高。陳、何二氏均非譯書彙編社的成員，但他們在為教科書譯輯社編譯書籍方面卻似乎非常活躍。
譚汝謙主編的《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共收錄1883—1978年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日本及其他地區出版的中譯日書共5000餘種，是迄今為​​止所收中譯日書最多的綜合目錄。從該目錄中，筆者檢得教科書譯輯社出版的書籍有：

書名 編著者 譯者
中學算理教科書 水島久大郎 陳榥
初等平面幾何學 菊池大麓 任允
中學物理教科書 水島久太郎 陳榥
物理易解 陳榥（編譯）
物理教科書 水島久太郎 陳榥
中等最新化學教科書吉田彥六郎何燏時
中學地文教科書 神谷市郎
植物之生理 田原正人 高钅台
教育學原理 中島半次郎等 季新益
社會學提綱 市井源三 吳建常

縱觀前述《譯書彙編》第二年第三期所載教科書譯輯社初期計劃出版的書籍目錄、《江蘇》第一期所載已刊或近刊目錄以及《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所載該社出版書目錄，這三者中，後兩者所載書目內容較為接近，而此兩者與第一者之間卻相差甚遠，可見其最初的出版計劃在後來作了較大的調整。教科書譯輯社究竟編譯了多少教科書，由於資料匱乏，難以得出確切的統計數字。儘管也有該社編譯之書不下幾百種之說， [97]但據目前所佔有的資料，似乎只有幾十種。
四、浙江早期留日學生譯書目錄
早期浙江留日學生兩年共計15人，其中除派往習蠶的嵇侃和習陸軍的吳錫永等5人外，其餘所有習文科的學生全都參加了譯書活動。他們有的側重於負責編輯出版工作，如陸世芬；有的側重於翻譯，如陳榥；有的不僅譯書，還親自執筆著述，如章宗祥。他們的譯書和著述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據譚汝謙主編《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這些浙江早期留學生的譯書有：

譯者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出版機構
汪有齡日本議會史工藤武重編1904年江蘇通州翰墨林書局
錢承志外交通義長岡春一著I911前版上海作新社
陳榥中學算理教科書水島久太郎著1945前版教科書譯輯社
物理易解（編譯） 1902年教科書譯輯社
物理教科書水島久太郎編1945年前教科書譯輯社
中學物理教科書水島久太郎著1914年教科書譯輯社
何燏時中等最新化學教科書吉田彥六郎編1945年前教科書譯輯社
法制經濟通論戶水寬人著I910年上海商務
王鴻年步兵斥候論稻村新六校訂1902年上海南洋公學
憲法法理要議穗積八束著1945年前譯者發行
騎兵斥候答問陸軍教導團1911年前上海南洋公學
章宗祥日本刑法日本政府編I905年北京修訂法律館
各國國民公私權考井上馨著1901年譯書彙編社
國法學 岩崎昌等著 1901年 譯書彙編社
富士英滿州調查記岡田雄一郎著1906年（不詳）

另據《江蘇》第一期卷末書目廣告，陳榥、何燏時尚分別有：《中學代數教科書》、《中學生理教科書》等譯書。
以上僅是現在尚能查知的書目，此外，可能還會有已佚或未被發現的書目，還有一些如《譯書彙編》中所載的未署譯者姓名而無法確認譯者歸屬的書籍。
上述譯者中，章宗祥自不待言，其他人在歸國後也均曾活躍於不同的舞台。如：汪有齡，清末曾歷任湖北農務局譯員、《商務官報》主編、法律館纂修、京師大學堂教習等職。入民國後，歷任南京臨時政府法律局參事、法律編查會副會長、《公言報》主編、北平朝陽大學校長兼律師等職。何燏時，回國後曾任浙江省礦物局技正、學部主事、員外郎、工商部礦物司司長、京師大學堂教習、北京大學校長等職。陳榥，回國後任陸軍部軍實司科長，1912年陸軍少將身份督理上海製造局，在任期間被授予二等文虎勳章，1914年因不滿袁世凱統治而辭去上海製造局職務，任北京大學教授。王鴻年，回國後於1906年考取法科舉人，以內閣中書任用，供職學部兼京師大學堂譯學館教席，後歷任外交部丞參部僉事、留學生考試襄校官、外交部僉事、駐日公使一等秘書官、駐朝鮮總領事、代理駐日全權公使、駐日本橫濱總領事等。
五、浙江早期留日學生譯書活動之特點
清末派遣留日學生的目的在於希望通過日本輸入西方近代文明。在此意義上，若將日本​​看作西方文明傳入中國的中間站，那麼留日學生則是異國文化從日本傳入中國的載體。他們置身於疾步邁向近代化的日本，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國的貧弱，這一強烈的反差激發了他們利用所學的新知向國內輸入異國文明的強烈慾望。為達此目的，譯書被認為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這一工作，早期留日學生做得尤為突出。
浙江早期留日學生中研習文科的9人無一例外地都參加了譯書活動，譯書風氣之盛可見一斑。而且，他們的譯書活動大多有組織有分工地進行，所譯之書則集中為政法書籍和中學教科書。
譯書彙編社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主要成員是浙江早期留日學生。其定期刊物《譯書彙編》中所收譯作全部不署譯者姓名，而是以團體名義問世，這是該社分工合作式的工作方式所至。他們有的負責統籌計劃工作，有的負責編輯工作，有的則專事翻譯，共同目的是源源不斷地向國人介紹外國新知，以滿足國人對新知識新思想的渴求。陸世芬和吳振麟二人均為譯書彙編社的主要成員，而且陸世芬後來還單獨負責教科書譯輯社的工作，但後人卻未見他們單獨署名的譯書，其原因恐怕就在於此。
上述所列浙江早期留日學生譯書目錄中，中學教科書為7種，政治類4種，法律類3種，軍事類2種，史地類1種，計17種。儘管此17種並非譯書之全部，但從中可看出早期浙江留日學生的譯書以政法類書籍和中學教科書佔絕對多數這一事實。而且，政法軍事類共9種書籍純為學術性著作，這與後來創辦的如《浙江潮》（1903）、《遊學譯編》等刊物所載譯書的政治傾向性形成鮮明的對比。從中也反映出這些早期留日學生的譯書目的主要是為了向國內輸入新知識、新思想。
浙江早期留日學生的譯書偏重於政法類和教育類書籍，這無不與當時所處的政治大變革時代緊密關連。政治的變革，學制的改革，大批新式學堂的創設等都不僅要有大批政法及教育方面的人才，而且還必須提供大量的書籍來滿足學校和社會的需要。留日學生正是基於這一時勢，結合自己所學的專業進行翻譯，如所譯政法類書籍最多的章宗祥其所學的專業為法科，所譯中學數理教科書最多的陳榥為帝大工科。此外，如汪有齡、錢承志、何燏時等也均結合自己的專業進行譯書。
浙江早期留日學生的譯書尤其是政法類書籍中，有不少是當時的名著。如汪有齡譯《日本議會史》、章宗祥譯《國法學》、《日本刑法》、《各國國民公私權考》等在後來均出現了多種譯本，而上述譯本均是其中最早的譯本。 [98]中學教科書類書籍中，如陳榥編譯的《物理易解》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出第一版後，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短短四年就已出了8版， [99]其廣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