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 ，從何而來？

日本史稱中國為「支那」 ，從何而來？

中日之間劉檸2013年10月28日

「支那」一詞在歷史上曾包含貶義，如今卻又重被拾起，甚至並非來自他稱，而是由中國年輕人自稱：在社交網絡等平台上，常常見到有中國人自稱「支那」，其中有譏諷時事、表達憤慨之意，也或多或少潛藏對這一歷史稱謂的迷茫。

海通以降，恐怕沒有一個詞對國人的傷害之深堪與「支那」相比，恐怕連「東亞病夫」都無法與之相提並論。關於這一點，只需翻閱一下二十世紀初中葉的赴日中國留學生文學，便可見一斑。

如郁達夫在小說《雪夜》中曾記述了一段很可能是自身經歷的故事：說 若是去東京小石川區植物園或郊外武藏野的井之頭公園之類的幽雅勝地休閑散步的話，一準會碰到年齡相若的良家少女，「在那裡採花、唱曲、涉水、登高。你若和 她們去攀談，她們總一例地來酬應……這些無邪的少女，這些絕對服從男子的麗質，她們原都是受過父兄熏陶的，一聽到了弱國的支那兩個字，哪裡還能夠維持她們 的常態，保留她們的人對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這一個名詞，在東鄰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裡被說出的時候，聽取者的腦里心裡，會起怎麼樣的一 種被侮辱、絕望、悲憤、隱痛的混合作用，是沒有到過日本的中國同胞，絕對想像不出來的。」這些身着吳服的曼妙的「大和撫子」們，對創造社詩人內心的傷害有 多深，在他的另一篇小說《沉淪》中，有淋漓盡致的刻畫：「日本人都叫中國人作『支那人』，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們罵人的『賤賊』還更難聽，如今 在一個如花的少女前頭，他不得不自認說：『我是支那人』了……他全身發起抖來，他的眼淚又快滾下來了。」

那麼，就事論事地說，「支那」這個說法究竟從何而來，到底有多邪惡？又是如何在外交等場合遁形的呢？

據已故日本學者、早稻田大學教授實藤惠秀在《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一 書中的考證，從語源上，「支那」源自「秦」(Chin)的音變，印度在梵文的讀音後綴上母音，向東傳回中國，向西傳向歐洲。在歐洲，中國被稱為 「China」或「Chine」；唐代的中國僧侶赴印度修習佛法，在當地聽到別人對自己國家的稱謂即為「Chi-na」。後佛典漢譯時，中國便被表記為 「支那」（或「至那」、「脂那」、「震旦」、「振旦」等），並隨佛典東渡扶桑。江戶時代中期以後，開始成為指稱中國的專用名詞。

因此，這個詞彙本身原本是中性，並沒有後來的意識形態化色彩。孫中 山、黃興等人都曾在文章中不經意地使用，梁啟超則用「支那少年」做筆名……。這個詞的「變味」是從明治維新以後與日本大陸政策捆綁開始的，在日本民族主義 坐大成帝國主義的過程中，終於發展成對中國和中國人的人種學意義上的蔑稱。於是，才有了郁達夫的個案及其所代表的幾代中國人「傷不起」的歷史悲情。

「支那」一詞舶來甚早，但真正成為「活的」日文，則是甲午戰爭以後 的事。根據實藤惠秀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所述：「1895年，李鴻章到馬關議和，結果日本獲得兩億兩白銀賠款及佔據台灣。日本人因此洋洋得意，對中國的 態度變得輕蔑起來。『支那』一詞也從此在日本語言中生根，而且很快便融混了輕蔑之意。」

民國時代，「支那」的稱謂在日本尤其風行。留日學生憎厭日本人開口 「支那」，閉口「支那」，這是由於大部分日本人對中國存有輕蔑之心，因而招致中國人對「支那」這個名稱反感。1930年5月，在整整兩代留日學生不懈的抵 制、呼籲下，民國政府正式對外交部發出訓令，向國際社會表達了堅決禁絕「支那」稱謂的嚴正立場和決心：「中國政府中央政治會議鑒於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 那』一詞稱呼中國，而日本政府致中國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稱中國為『大支那共和國』，認為『支那』一詞意義極不明顯，與現在之中國毫無關係，故敦促外交部須 從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

不過，所謂「弱國無外交」，抗議歸抗議，「支那」照用不誤。直至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從日本政府公文和大眾傳媒出版物中消失。著名的京都學派重鎮、京都大學支那學會的機關刊物《支那學》在創刊 27年後，於1947年8月終刊。其後，「支那學」改稱「中國學」(Sinology)，「支那」漸成死語。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的作者實藤惠秀在為書的中文版序言中寫道：「所筆者謹向已故留日學生在天之靈和現在仍健在的留日學生諸君鄭重報告，時至今日，這個非常令人厭惡的名稱已從日本語言中消失了。」

然而，弔詭的是，在東洋已成死語的「支那」卻並未徹底從中國人的口 中絕跡。今天微博上有不少佯稱母國為「支那」、 自己是「支那人」的青年網民，在新浪微博上輸入「支那」一詞搜索，結果有18萬多條，大致而言，使用「支那」一詞的網民多在表達對如今中國政府或中國國民 性的不滿，有將自身排除於中國之意，也有背後頗耐人尋味的玩笑心態。

更早期，也有中國人自稱「支那」的，狀況又如何呢？日本作家有吉佐 和子與華裔英國作家韓素音一樣，是文革時期能出入中國，並享有在內地「自由」採訪特權的極少數外國人之一。據她回憶，1961年，在北京出席一個宴會，旁 邊坐着著名的「知日派」作家夏衍。夏衍用流利的日語問她：「喜歡支那料理嗎？」有吉一驚，竟說不出話來。夏衍見狀接着問道：「咦，你不是會說支那語么？是 在哪兒學的？」女作家在書中不禁感慨道：「連日本人都不得不忌諱的『支那』語彙，卻從大作家夏衍之口說出來，可真是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