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任過真理教教祖麻原彰晃的刑事辯護律師。當時，整個社會的怒氣，全部集中在這位教主身上。他大概是日本所有的刑事被告之中，被視為惡性最重大、也最令人憎恨的一位。輿論都希望裁判能夠儘早結束，盡快判處麻原死刑。而法院也承受了這股壓力，快馬加鞭的進行審判，結果讓整個審判過程粗糙無比。
我們則主張，麻原應該和一般被告一樣，其權利必須受到完整的保護。因此和檢察官與法官激烈對立。當時12名律師也是團結一致的，試圖阻止法院暴走。可是律師的力量很有限，因為我們並沒有任何權限，得以制止檢察官或法官不當地指揮訴訟的進行。我們唯一的武器，就只有積極的不服從，也就是對法庭進行抵制。
而輿論不僅批評被告，連辯護律師也遭到攻擊。甚且，連我們的抵制行動，也飽受責難。其中，對於我這個主任辯護人的攻擊，更是異常激烈。但是這樣的攻擊也並未無限上綱，因為，畢竟大家認為最可惡的，還是麻原彰晃而不是我。話說回來，保護被告權利不受輿論攻擊所影響，本來就是律師的責任。
然而，真理教事件中我所受到的輿論圍剿，和光市事件相較之下，簡直是小巫見大巫。被害人與被害人家屬才是絕對的正義，任何違背他們意思的人，都被徹底批判圍剿。而我在本案又是律師團長，結果如同火上加油──「怎麼又是這個傢伙」！
我認為，光市事件的被害人家屬，是過往的刑事案件中最受到同情的被害人家屬。這樣說並沒有對被害人或家屬有不敬之意。但是律師的任務，本來就是要保護被告的利益。律師必須克盡全力，保護被告維持人性尊嚴不被妖魔化，保護被告在訴訟過程中有充分進行主張與反駁的機會。這些明明都是司法的大原則，但是結果卻被偷天換日，把法庭當成是被害人與加害人／律師衝突對立的場所。
我認為，刑事辯護律師最需要重視事實，緊咬住事實不放。只有辯護律師忠於事實，凡事都講究證據，才能夠得到被告的信任，最終也才能保護被告的權利。這樣的態度，始終是我的專業信念。可是，每當我越是堅持這樣的信念，就越被圍剿攻擊。光市案就是個最佳的例子。
我覺得司法結構上有一個缺陷，一般老百姓可能會習慣，審判的時候不是在追求一個真相，而是我們正在審問犯人，而且這個犯人應該是壞人，要不然他不會在這裡，也就是說我們要懲罰壞人，這是包公式的想法。我被嘲笑是司法基本教義派，理由在哪？因為我現在都還相信司法還是大憲章那個時代的想法：保護人民不受王權的濫用，所以才會有司法，而不是拜託王權幫我們賞善罰惡，去懲罰壞人。這個觀念在現代好像都被顛倒，可是在訴訟的現場講這個沒有用。
在台灣我學到很多，來到台灣我知道偵訊時，檢警做筆錄時都會錄音錄影，但日本現在只有錄音沒有錄影，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另外一點，在韓國第一次偵訊時律師如果沒有到場，犯人不用說話，這一點日本也沒有做到。所以在這一點我語重心長地跟大家講：千萬不要拿日本作為你們模仿的對象！
光市案引起大家憤怒，整個社會都動員起來，所有壓力集中到法院。其實本案一審是在山口縣的地方法院，山口也才二十多萬人，地方法院的刑事庭法官也才三四個，很小的地方法院，法官根本無法處理這麼驚人的案子。
一審法官判無期徒刑，社會就更生氣，要對法官進行制裁。比如說一些週刊雜誌，或法官從家裡走出來要上班，有人就把他抓過來照相，然後登在雜誌上，説這麼壞的法官怎麼樣怎麼樣！二審高院是在廣島，廣島當然比較大，大概幾十萬人口，法官有沒有比較強悍？沒有，因為一審法官照片被登出來，二審法官腳都軟了。客觀上法官當然應該照一般案子來處理，因為高院可以更仔細審視一審所有的證據跟卷宗，但那時候的氣氛不太可能。二審時，對被告的質問也幾乎沒有進行，連一個證人都沒有傳喚，維持原判無期徒刑，大家對高院當然很不滿。
我很感嘆日本的司法真的很脆弱，很容易被輿論影響。這件案子的初審是十二年前，裁判員制度是2009年五月才開始，所以沒有辦法適用。日本的裁判員制度，説好聽一點：要讓法庭有人民的感覺，不只有法官，要讓社會人民的常識也可以進到法庭。律師公會也完全同意司法改革的一大進步，用公民的感覺進行裁判的話，就不會有冤獄了。律師公會也不是沒有反對聲音，但是我被當作神經病，所以沒有被正視。不知道是不是這制度結構性的缺陷，實際上是裁判員跟法官一起合議，法官是專家，對於法律有專業知識，所以裁判員很容易被法官說服。我們本來很期待參審員進去影響法官，保護無罪推定，可是這個效果卻越來越可疑。
判決死刑以後，被害者家屬因此得到救贖嗎？社會也得到了嗎？被害者家屬一開始是要判死刑，判決下來那一刻，我想被害者家屬有得到滿足。可是我忍不住去思考：這樣問題就解決了嗎？
演講時間：2011年6月14日
演講內容全文：http://www.taedp.org.tw/p/968
演講錄影下載：http://www.taedp.org.tw/p/8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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