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昌專欄－問責聲中的菅內閣
日本參議院上周以多數決通過自民黨等在野提出的問責決議案，讓首相菅直人面臨內閣改組的壓力，包括他的得力助手內閣－官房長官仙谷由人，以及國土交通大臣馬淵澄夫，雙雙名列參議院問責之榜，依慣例，兩人請辭下台負責，勢難避免。
但菅直人並不想買單，整個民主黨也不願理會。這是日本習以為常的政黨鬥爭，導火線是源自前一陣子鬧得舉國沸沸揚揚的釣魚台日中撞船事件，當時對外發言漫不經心的仙谷由人，首當其衝；與事件有權責關係的國土交通大臣馬淵澄夫，則緊跟其後。
領銜提出問責的自民黨黨魁谷垣禎一，批評民主黨政府在撞船事件中的應對不力，身為官房長官的仙谷，對基本的國家利益做出錯誤的判斷。渡邊喜美領軍的眾人之黨，也在同一天向參院送交問責決議案。在野黨競相鎖定首相的「賢內助」，表明就是要斷其左右臂，但民主黨參院議員會長輿石東卻擺出不以為然的態度。
七十三歲的輿石東是民主黨參院領袖，曾在勸退鳩山由紀夫離開首相職位戰爭中率先開第一槍，這位黨內元老強硬地表示，即使通過問責決議案，仙谷等人也不必辭職，他反問：「這裡頭有值得問責的事情嗎？」
所謂「問責」其實就是究責，亦即責任的追究，這是一個民主法治政府重要的制度運作，也是日本政治中「非常態性的戰略武器」。然而，國會通 過追究政治責任的決議案，一般來說只能做道德性的訴求，並無其法律的拘束力，換言之，如果當事人死皮賴臉，理論上很有可能躲過殺傷力不大的問責決議案。
問題是，這種可能性或許出現在台灣的機率比較大，但在日本，首相及閣員因國會問責而下台，卻幾乎沒有例外。二次戰後的參議院，僅通過三次問責決議案，第一次是一九九八年十月，防衛廳長官額賀福志郎因隱藏內部瀆職案的證據，被追究監督不力；第二次是二○○八年六月，在野黨占多數的參院，以反恐、經濟不振及央行人事延宕等理由，對首相福田康夫進行問責決議。
第三次是二○○九年七月，參議院對首相麻生太郎通過問責決議案。當時的自民黨已是風中殘燭，儘管眾議院在稍早否決在野黨發動的不信任案，讓麻生對隨後登場的參院問責決議顯得有恃無恐，但視若無睹的最後，還是得面對眾議院改選慘敗被迫交出政權的苦果。
先前兩次問責決議的結局，也是如此。額賀福志郎為了避免在野黨抗爭態勢擴大，一個月不到即請辭下台；福田康夫雖然有眾議院翌日即通過信任案與之抗衡，但在九月國會召開臨時會之前，他同樣步上宣布辭職一途。
問責和信任兩項決議的攻防，雖然是參、眾兩院分屬不同政黨下的「扭曲國會」產物，然而，因為問責掀起的政治輿論有其一定分量，使得負隅頑抗的政客最終還是難逃黯然下台的命運。
現在的民主黨，似乎仍在重蹈相同覆轍。菅內閣的支持率不斷下滑，首相菅直人展現「千夫所指不為所動」的決心，幾天前，他和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會談，據說他在會中直言「即使支持率掉到只剩下一趴，也不會辭職。」
任何一個政權的民意支持度假使跌落到這種地步，坦白講，那是不可能再厚顏無恥地撐下去，菅直人有太多前輩可作為借鏡，他的說法不過是死鴨子嘴硬。現實的社會輿論或民意反映，根本無法容忍一個聲望跌跌不休的內閣，否則何來政黨輪替。
鳩山由紀夫就很清楚整個局勢，他跟菅直人說：「如果失去政權更迭的意義，回到自民黨執政的時代，那是千萬要不得的事。」鳩山還特別強調「我和小澤一郎都是這麼認為。」這番話講得有點拐彎抹角，其實就是鳩山與小澤聯合對菅直人下通牒，提醒當家的不要搞砸了。
鳩山明瞭，照此態勢發展下去，眾議院很可能被迫在明年提前解散進行改選，如此一來，對民主黨政權的存續恐怕是一項打擊。因此，有關仙谷由人、馬淵澄夫兩位閣員的進退，已在民主黨內部引發議論，菅直人是否會斷臂求生，抑或決心迎戰來年的國會攻防，必然受到矚目。
菅直人目前的處境有點內外交迫，風雲詭譎的朝鮮半島局勢，已夠讓他心煩，中國因應美韓軍演匆匆宣布重啟六方會談的動作，也充滿項莊舞劍之意，而今自己的幕僚長又身陷被迫去職的泥沼，他要是沒有好好處理，落入進退失據的政治窘態，那麼另一波政黨輪替按鈕的啟動，或將在一線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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