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0日 星期三

日本人口政策第一步

日本早在十年前,就將退休年齡延後到65歲。這次「選擇未來」委員會提出一個新名詞:「新生產年齡人口」,重新定義20歲以上、70歲以下為勞動力人口。日本未來很可能採取逐步退休制,鼓勵兼職工作到70歲。
東京大學66歲的特任教授秋山弘子說:「退休年齡這個觀念可以廢止了。」東大一年來舉辦了七場高齡者就業媒合會,吸引800多名60歲以上的居民應徵,成功介紹了156位老人到農場、課後托兒班、養老院和植物工廠上班,最高齡是80歲。
除了退休年齡延後或廢止,安倍新政也要將30到49歲女性勞動參與率,由現在的71%,十五年內要提升到85%,最終達90%。
日本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低,與社會文化有關。儘管是亞洲第一個西化國家,但父權文化造就的制度歧視,對女性工作並不友善。日本社會一直沒有女性企業家與工作者 典範。過去的女性內閣部長,多半只是樣板,擔任不甚重要的職務,直到安倍上台,起用女性接掌自民黨兩個頂尖職務:政務調查會長與總務會長,才讓人感覺安倍來真的。安倍在演說中倡議:日本必須改變的是,凡事都以男性觀點出發的思維方式。
傳統思維改變不易,但日本至少走出了人口政策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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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8日 星期一

福島第一核電廠廠長的評價產生動搖吉 田昌郎


首頁 > 當今日本



自從朝日新聞大篇幅報道關於「吉田調書」(調查報告)後,對於吉田昌郎前福島第一核電廠廠長的評價產生動搖,並且在危機關頭時,「有九成員工逃脫」這一令人恐慌的詞語獨自走進了日本社會。然而,今天,產經新聞在第一面及後面幾頁裏,正式否定了朝日新聞的這一說法,並論述了產經新聞所看到的「吉田調書」。由於安倍政權已公布,作為政府不將公開「吉田調書」。因此這兩種完全對立的說法在日本社會形成。到底是「九成逃脫」還是「福島50勇士」?這次產經新聞請來的專家即是在我們網站撰寫過《拯救了日本的勇士——悼念福島第一核電廠前廠長吉田昌郎》(http://goo.gl/VRuXvW)的門田隆將先生([日文] http://goo.gl/lIgPUY)。
拯救了日本的勇士——悼念福島第一核電廠前廠長吉田昌郎

門田隆將 [作者簡介]
社會[2013.08.30]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االعربية | Русский |


東日本大地震後在福島第一核電廠指揮處理核洩漏事故的吉田昌郎前廠長因病去世了。對吉田本人及有關人員進行了長期大量採訪的報道文學作家,重新回顧了吉田昌郎前廠長在核洩漏第一線上艱苦卓絕的奮戰歷程。

簡單視圖 / 列印


「安息吧,由衷地感謝您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7月9日上午11時32分,當我從福島第一核電廠前廠長吉田昌郎的親友處接到吉田昌郎去世的消息時,我雙手合十,在心中為他獻上了默默的祈禱。

吉田自始至終沒有忘記從事核電者的「本分」,最大限度地迴避了「車諾比事故之10倍」規模的災難,的的確確,他是一位「拯救了日本的勇士」。作為一個如今依然能夠繼續生活在東京的人,對吉田的感謝之念油然而生。
在國家的「死亡之深淵」中奮戰而「陣亡」的勇士

吉田於去年2月7日做了食道癌手術後,身體狀況一時似有恢復;但7月26日又因腦出血病倒,接受了兩次開顱手術和心臟導管插入手術。

但是,癌細胞已經轉移到肝臟,最後還擴散至肺部,大腿也生了肉瘤,肝臟的腫瘤長到拳頭大小。

聽到這些情況後,我心中就做好了「那一天早晚要來臨」的精神準備。吉田與失控的核反應爐搏鬥,和首相官邸的過分干涉抗爭,有時還要反擊不講理的東京電力公司總部。我認為,年僅58歲的吉田,面對國家的「死亡之深淵」,是在極度的精神壓力中奮戰而「陣亡」的。

去年7月他在腦出血病倒前,曾經兩次接受了我一共長達四個半小時的採訪。這是我通過各種管道花費了一年零三個月的時間,才最終說服他接受了採訪。

第一次見到吉田時,他那1.84m的高大身軀,因與病魔的鬥爭而面目全非。但他仍然以天生的樂觀和直率的口氣,向我講述了各種經歷。

如前所述,如果不能阻止福島核災的擴大,那麼核反應爐失控導致的災難規模將是「車諾比事故的10倍」,而且,他還詳細地回憶了為阻止這樣的災難發生而進行的注入海水冷卻核反應爐的工作,以及部下們反覆衝入已受核輻射污染的反應爐廠房搶險的情形。
違反官邸、東京電力公司高層的命令,斷然繼續海水注入工作

吉田在事故後第一時間就要求自衛隊出動消防車、構建海水注入系統、指揮「排氣」(打開安全殼閥門,排出含有放射性物質的蒸汽的緊急措施)以保住1號機組反應爐安全殼免於爆炸。身背氧氣筒,頭戴氧氣面罩,甚至穿上了跳入火海的耐火服,這種奮不顧身的「排氣作業」,慘烈悲壯。

我在採訪這些置生死於度外的部下們時,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和吉田一起,死也值得」、「廠長如果不是吉田,就無法防止事故的擴大」。如果不是心心相印的上司的命令,恐怕誰都不會冒著生命危險衝進被核輻射污染的反應爐廠房吧。

對那些從作業現場回來的人,他每次必會同每個人一一握手慰問:「好好,活著回來了!真的感謝啊!」

在與總部召開視訊會議時,他會據理力爭,毫不退讓,吉田的一言一行,更是增強了部下們的凝聚力。最能反映吉田行事風格的一幕,可以說是在是否停止注入海水問題上的應對。當時在官邸待命的東京電力公司研究員武黑一郎,傳來了官邸要求停止注入海水的命令:「官邸一直在嘮叨,要求馬上停止。」

吉田頂撞武黑道:「說什麼呢!不可能停!」

果斷拒絕了停止注入海水命令的吉田,預計到東京電力總部接著也會發出同樣的命令,於是事先找到負責海水注入的班長,吩咐說:「聽著,總部可能馬上會下令停止海水注入。在視訊會議上,我會和你說停止海水注入,但你不必聽我的這個命令。海水注入照常進行,記住啊。」果然,總部馬上來了停止注入海水的命令。當時,憑藉吉田的機智果斷,核反應爐的唯一冷卻手段——海水注入一直沒有停止。

在擁有眾多核能專家的東京電力公司中,只有吉田沒有迷失作為一名原子能技術工作者本來的「使命」。
在第一線戰鬥到最後的「福島69」

2011年3月15日早晨,2號機組安全殼壓力上升,最大的危機來臨。吉田說,他的腦海中浮現出每一張「和自己一同去死的人」的面孔,並談到了當時挑選搶險人員的場面。

在廠區抗震樓二樓的緊急情況對策室指揮搶險救災的吉田從椅子上站起,接著撲通一下坐到地板上,低頭開始了冥想。他盤腿打坐,一副沉思默想的架勢。

「那時,除了不停地注入海水以外,沒有其他手段可以有效防止核反應爐失控。我必須決定讓誰去注水,這也等同於讓誰和我「一起去死」。讓這個傢伙一起去死,還有這個傢伙、這個傢伙,他們的面孔一一浮現在我的腦海中。第一個出現的,是與我同年的修復班班長。他高中畢業後就進了東京電力,我們很早就一起共事,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他,這傢伙一定能和我一起去拚命……」

在考慮到生與死的時候,吉田說,想起來的不外乎都是那些從年輕時代起就長期共事至今的同事的面孔。

「腦子裏浮現出的都是和自己年紀相近、長期一起工作的同事。我感到讓他們去死於心不忍,但是,到了這個地步,除了繼續注水沒有其他選擇,所以最後只能讓他們拼命了。就這樣一直坐在地上,腦子裏來來去去想的都是這件事……」

這是一個悲壯的場面。後來歐美的傳媒將這時的情形稱為「福島50」,而實際上與吉田共同留在第一線的,不是50人,而是「69人」

無論如何,我們都要避免核反應爐失控——這大概就是在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現場搶險救災的人們共同的意願。吉田他們沒有放棄希望的奮鬥,最終阻止了福島的毀滅,以及日本「一分為三」事態的發生。
發生在為海嘯對策而奔忙之時的大地震

吉田去世後,主張廢核電的傳媒開始抨擊吉田,稱他是「在海嘯對策上持消極態度的人物」,令我非常吃驚,因為這與事實截然相反。

吉田於2007年4月就任總部的原子能設備管理部長。從那時起,他就一直在研究海嘯問題。

儘管土木工程學會的海嘯評價小組會公布稱福島縣海域沒有引發海嘯的「波源」,日本的最高防災機構——中央防災會議(會議主席:總理大臣)做出了「將福島縣海域排除出防災對策探討對象」的決定,但吉田針對明治三陸地震(發生在1896年的岩手縣三陸海域,海嘯造成約22,000人遇難)引發的海嘯波源,進行了如果在福島海域發生時會如何的「虛擬估算」,據此得出了「海嘯最大時可高達15.7m」的估算結果,因此,他請求土木工程學會的海嘯評價小組會對波源進行正式的審議工作。

而且,吉田為獲得869年發生的貞觀海嘯的波高數據,甚至進行了堆積物的調查,並得出了「4m」的調查結果。

建設巨大的防波堤並非易事。如果大海嘯真的襲來並被巨大的防潮堤阻擋,海嘯就會橫向流去,為周圍的村落帶來巨大災害。而且,巨大的防波堤還會改變大海的生態環境,所以,除了對漁業的影響外,還存在著「環境影響評價」等需要一一解決的問題。

在海嘯對策方面,吉田非但不「消極」,而且為了獲取「公認」的證據以說服周圍的地方政府採取相應對策,他比任何人都「積極」地開展了各種工作。

但是,就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巨大地震」,其威力是阪神淡路大地震的358倍,關東大地震的45倍,這是任何一個學會、研究機構都不曾預測到的。身為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廠長,吉田不惜生命堅守崗位,指揮了救災搶險。

在吉田領導下,部下們團結一心,反覆多次闖進被核能污染的反應爐廠房,終於迴避了最壞事態的發生。正是吉田「那時」「在那裏」,日本才因此得以拯救。

(2013年8月14日)

標題圖片:在福島第一核電廠廠區內的抗震樓回答記者提問的吉田昌郎廠長(中)(2011年11月12日、照片提供:讀賣新聞/Aflo)

2014年8月17日 星期日

外媒調查:日本信心重建 不再擔心對中關係



外媒調查:日本信心重建 不再擔心對中關係


陳偉克/綜合整理 2014-08-18 11:45

日本社會似乎已經出現一股前所未有的高度信心狀態,而這份信心,似乎也顯現在不再刻意去放大中國對日本社會所產生的威脅了。(圖:取材自網路)


根據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指出,日本去年(2013)對外直接投資創下五年來新高,達1350億美元,不過對中國的投資卻較前一年大幅下降3成,相較於投資東協的236億美元,日本去年對中國投資金額則只剩下91億美元。

日本《共同社》昨(17)日針對106家主要企業的一項調查數據,也顯示上述結果所產生對日、中的新關係型態,該調查中顯示,由於分散投資的緣故,日本對於對中國的依賴感受程度已經減輕,甚至表達出「不必急於改善(日中)關係」的態度。

《共同社》的這項調查還突顯了日本企業對經濟前景出現前所未有的樂觀氣氛:受訪全數企業沒有一家預測日本經濟會倒退,其中有94%都認為年底前日本經濟會進一步好轉。

就連四月份時引起反彈的消費稅提高政策,在這次調查中都有87%的企業認為,因消費稅增稅而影響經濟低迷的情況,相信到了年底時就會消失。

《BBC》針對廿一世紀以來的日中關係做了分析和界定。2001年至2006年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政權時期中日關係惡化時,中日關係被稱作「政冷經熱」,日企急切要求政府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直到2012年9月釣魚島主權爭議檯面化以後,中國掀起反日風潮,加上中國實施勞動合同法……,都使人不得不考慮減少在中國投資。

正巧這段時間因為東南亞、印度等亞洲國家崛起,各國都在積極地吸引日本投資,這些國家不僅與日本沒有領土、歷史糾紛,而且人工費也都比中國便宜。去年日本投資的一個相當熱門話題就是到柬埔寨、老撾和正走向民主化的緬甸等廉價的東盟國家去,分散在中國投資的「一籃子雞蛋」,自此,中日關係在日本被形容為「政冷經冷」。

另外,今年4月日本國家基本問題研究所舉辦「中國經濟前景與日中關係」的討論會上,大和總研主任經濟分析師熊穀亮丸判斷,中國經濟在3至5年內就可能開始崩潰,事實上「除了汽車等部分產業有壞影響外,從環球經濟的視點來看,不會對日本經濟造成嚴重打擊」熊穀說。

從《BBC》和《共同社》的分析和調查中都在在顯示,日本社會似乎已經出現一股前所未有的高度信心狀態,而這份信心,似乎也顯現在不再刻意去放大中國對日本社會所產生的威脅了。

2014年8月10日 星期日

諾門罕戰役 Japan’s Nomonhan debacle 1939年5月11日至6月上旬...


諾門罕戰役(或稱哈拉哈河戰役)(俄語Бои на Халхин-Голе日語ノモンハン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蘇聯遠東(在與中國境內內蒙古海拉爾接壤的外蒙古境內的諾門罕地區)發生的一場戰爭。日本稱1939年5月11日至6月上旬的事件為第一次諾門罕事件;此後至9月16日停火為止,稱為第二次諾門罕事件蘇聯方主將為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日方主將則為小松原道太郎
戰事在1939年於當時的中國東北地區蒙古的邊界諾門罕發生。1939年5月至8月,日軍在中國黑龍江省西部與蒙古交鄰邊境地區挑起諾蒙坎事件(哈勒欣河事件)。
日、俄雙方的軍隊分別代表滿洲國蒙古國交戰,但蘇、日雙方並沒有向對方正式宣戰。戰事結局是日本關東軍戰敗、蘇聯勝利。蘇、日雙方此後在二戰中一直維持和平狀態,直至1945年8月6日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後,蘇聯在8月8日對日本宣戰並發動八月風暴行動為止。

Prelude to WWII: Japan’s Nomonhan debacle

BY JEFF KINGSTON
SPECIAL TO THE JAPAN TIMES
There has been considerable media hoopla about the centennial of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The subsequent slaughter of 16 million people was prompted by the assassination of an Austrian archduke and duchess, which activated the system of interlocking alliances intrinsic to the balance of power that was the ostensible guarantee against war.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Switzerland, earlier this year,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ttracted a storm of unfair criticism when he suggested that World War I demonstrates there is no room for complacency about rising tension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over rocky islets in the East China Sea. Extensive economic relations suggest that both nations have too much at stake to risk war, but similar arguments were made about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a century ago while Europeans were sleepwalking toward the abyss. But Davos was only a few weeks after Abe’s visit to Yasukuni Shrine, perhaps explaining why his sensible remarks were misconstrued as warmongering.
In response to Abe, China dialed up a different event,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894-95), initiated and won by Japan. During this conflict, Japan seized control of the disputed islands known here as Senkaku and as Diaoyu in China, contending they were unclaimed. This claim is disputed by China, which refers to them as war booty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return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1943 Cairo Declaration.
The complicated war of dates continues as China has now declared two “don’t forget to hate the Japanese” national holidays — Victory Day on Sept. 3 and Nanking Massacre Day on Dec. 13; splendid distractions from China’s smog, disparities and corruption.
Here I want to draw readers’ attention to a little-known conflict that erupted 75 years ago in the remote borderlands of the Soviet Union, Mongolia and Japanese-controlled Manchukuo. The summer of 1939 witnessed a sharp escalation of hostilities between Soviet and Japanese forces around the inconsequential village of Nomonhan due to skirmishing over a disputed border in an area of no strategic importance that spiraled out of control. Readers familiar with Haruki Murakami’s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will recall that Nomonhan is depicted as a scene of brutal massacre and senseless violence that haunts some of the characters the protagonist encounters.
The battle of Nomonhan, between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and the Soviet Army,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both countries’ diplomatic maneuvering and war planning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II. This “incident” was also a comprehensive defeat for Japan, one that revealed significant weaknesses in what many considered a formidable military machine.
The Japanese Kwantung Army based in Manchukuo was the tail wagging the dog, provoking hostilities in an obscure backwater mostly because it was itching for action, thought the Soviet military was weak due to Josef Stalin’s extensive purge of top brass and was jealous that Japan’s China Expeditionary Army was getting all the glory and medals. Issues of pride and honor also played a key role, as initial setbacks had to be avenged, leading to an escalation for which Japan was poorly prepared.
Hostilities began in May 1939 and proceeded in fitful sanguinary spurts until the Red Army launched a devastating offensive in August. At that time, Stalin was negotiating with both the Nazis and the British; toward the end of August, he finalized the Non-Aggression Pact with Germany. With victory against Japan at hand, cutting a deal with Nazi Germany protected the Soviet Union from a two-front war. It also left Poland ripe for the picking, igniting a wider war that pitted Germany against the U.K. and France, the intra-capitalist war that Stalin sought. Tokyo agreed to Moscow’s offer of a cease-fire in mid-September 1939 as German tanks advanced on Warsaw.
Gen. Georgy Zhukov’s brilliant victory at Nomonhan led to his promotion to command of the Red Army in 1941. He later became famous for his rousing defense of Moscow against the Nazis, made possible with veteran reinforcements from the Soviet Far East. If the Soviets had not sorted out the Japanese threat in the Far East at Nomonhan, these troops might not have been available and Moscow could have fallen, dramatically changing the course of World War II.
Zhukov mastered the coordination of tank, infantry and aerial warfare at Nomonhan and brought these lessons to bear against the Nazis. The Soviet victory against Japan also owed much to superior logistical planning. Zhukov ensured that he won the battle of supplies, enabling him to overwhelm and outgun Japanese troops. He also deployed tank brigades using unorthodox tactics that outmaneuvered and decimated the Japanese. Relying on deception, disinformation and improvisation, Zhukov outsmarted his Japanese counterparts. The Soviet tactic of stringing piano wire at tank-tread level disabled many Japanese tanks, while the Soviets swiftly adjusted to the “human bullet” suicide attacks against their tanks by Japanese soldiers armed with gasoline bombs by jury-rigging effective protections.
In addition, the Soviets’ huge advantage in long-range artillery enabled them to relentlessly pound Japanese positions. There was nothing in the Japanese arsenal to match Soviet firepower, and stockpiles of shells were quickly depleted.
The Kwantung Army’s hotheaded officers showed an inordinate obsession with honor and pride while the troops paid a high price for this hubris. In four months, Japan suffered staggering casualties, as many as 45,000 troops by some estimates.
To the detriment of their troops, Japanese officers believed thatYamatodamashi (Japanese spirit) would overcome the Soviets’ superior firepower and logistical advantages. They were wrong, but still decorated an officer who attacked a tank with his sword, honoring futile gestures rather than learning key lessons.
Japan’s defeat at Nomonhan foreshadowed its subsequent downfall in World War II where it also underestimated the enemy, and where no amount of bravery and sacrifice could offset inadequate supplies and equipment.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Nomonhan debacle is that many of the trigger-happy officers who had not demonstrated either competence or common sense were transferred to the central command in Tokyo. There they gained influential staff positions where they pressed for war against the U.S. The Soviet spanking forced reconsideration of plans to invade Siberia for its resources and made the lightly defended European colonies in Southeast Asia a much more appealing target, a strategy that required a preemptive strike on Pearl Harbor. This folly led to the deaths of more than 2 million Japanese and countless more Asians.
Nomonhan is yet another reminder that just because the reasons for war are unpersuasive or daft, that doesn’t mean it won’t happen.
Jeff Kingston is the director of Asian Studies, Temple University Japan.